危害中国数千年的蝗虫，为何在新中国
“销声匿迹”？
蝗虫，在全球共有10个亚种，其中在中国的主要有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三个亚种，而中国北方主要出现的是东亚飞蝗。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对于蝗灾的占卜，中国古文对于蝗虫也称为螽[zhōng]，又叫蝗螽，以其善飞，也称飞蝗，俗称蚂蚱。在中国历史上，水灾、旱灾、蝗灾并称为三大自然灾害。在水旱之后，蝗灾经常相继而来，灾害学上把这种现像称为“水旱蝗灾”。
唐代年中，有蝗灾的年份为42个，平均7年发生一次。贞观二年（年），唐朝陕西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旱灾和蝗灾，为此，唐太宗李世民特地在长安皇宫中举行法事“禳蝗”。在祝文中，李世民向上天祈祷：“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食我，无害百姓。”
蝗灾为何频繁发生？在缺乏科学的解释下，古人尝试将其归结为天谴。西汉董仲舒之后，蝗灾乃是“天谴”的说法，在中华帝国的知识界和民间广为流传，民众“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社会各阶层甚至将蝗虫敬拜为神虫或虫王，认为蝗虫不可战胜，统治者应该“修德禳灾”。
唐玄宗开元三年至四年（-年），唐帝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的蝗灾。有人主张灭蝗，当时宰相卢怀慎却认为，蝗是天灾，“杀虫太多，有伤和气”。”面对这种从上到下的迂腐气，名臣姚崇发怒，说“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姚崇坚决请求唐玄宗灭蝗，说如果因为“救人杀虫，因缘致祸”，那么我姚崇请独自承受上苍的惩罚“义不仰关”。在姚崇的力请之下，唐玄宗最终下令灭蝗，“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蝗因此亦渐止息”。
以唐玄宗时唐朝的国力，灭蝗也只能做到
“不至大饥”的程度，一旦国家动荡，蝗灾必将加剧王朝的毁灭。比如到了明朝的最后一年（
年），史书记载，蝗灾继续肆虐的中原大地“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顷刻皮肉俱尽。”蝗灾猛烈，人无以为食、易子相食时，崇祯皇帝走上煤山，抛出了结束他和王朝的绳索。
从公元前年最早的蝗灾记载开始，一直到解放前，有记录的大蝗灾就达到八百余次。人们一直不知道蝗灾中的蝗虫如何演变、聚集活动，直到年蝗虫学家鲍里斯·尤瓦洛夫的研究发表文章，他形容蝗虫的变化就像水有气态、液态、固态的“相变”一样。
有人可能会问，与其饿死为什么饥民不吃蝗虫呢？蝗虫当然可以吃，炒着吃、烤着吃还相当美味。不但人能吃，鸡鸭禽也爱吃蝗虫，但只限于还没长出翅膀的蝗虫（若虫阶段），一旦长出翅膀起飞，就无可奈何了（聚集在一起向相同的方向运动，就形成了蝗灾）。闹蝗灾时居民还是有吃的，但蝗虫飞走后饥民没收成，如果没有外界救济就很容易闹粮荒，能啃到树皮都要算走运了。
过去人们治理蝗灾的办法也比较简单，就是把蝗虫产卵的河滩、盐碱地耕一遍，紧接着放火烧。不过这只减少了蝗虫的数量，并不能减少蝗虫的面积，反复耕地则会毁坏土壤环境。所以，一直以来中国是没有有效治蝗措施的，老是被蝗虫按在地上反复欺负。
治蝗三部曲
新中国治蝗之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①经验性的观察和人工捕打时期。②引进近代的科学知识，开展初步的研究。③研究与防治结合，一边用药剂治标，一边从根本上改造蝗区。
解放后的第一年十多个省市就闹了蝗灾，面对这种对农民危害极大地自然灾害，人民政府使用了战争经验对付蝗虫。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文件，要求“立即发动和组织农民，因地制宜，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捕杀蝗虫”“蝗虫发生在那里，立即消灭在那里”，确定了“打早、打小、打了”的治蝗方针。年，河北省个县动员了万个人工。泗洪县在年蝗情严重时，各蝗区停止一切可以停止的工作，动员13万人全力以赴灭蝗。年初，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马世骏接到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科研任务：解决中国千百年来不能根治的蝗灾问题。
群众运动式的灭蝗，不仅效率低，而且耽误农忙，好在当时我国已经有了“外援”。苏联是最早使用药械灭蝗的国家，新中国成立第一年，老大哥就派治蝗专家3人和TIO-2型治蝗飞机并携带六六六药粉到新疆治蝗。年起苏联又连续三年派专家12人、飞机32架、六六六药粉数十吨到新疆，四年治蝗面积达万公顷，并参加治蝗人员训练班，培养治蝗技术干部。从这时起，人力扑打的灭蝗方式逐渐成了回忆。
治蝗的这些成绩，无不鼓舞马世骏先生，他在一没有经验，二没有物质基础的条件下带着学生和助手，走遍飞蝗发生地，调查蝗区的自然环境特点、飞蝗种群的数量动态和迁移扩散行为，又结合我国上千年来蝗灾的记录，试图搞清了蝗灾形成的过程和原因。
药械起初效果显著，但由于化学农药的滥用，生态被破坏，蝗虫天敌被“误杀”，蝗虫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且残蝗集中产卵，仍能达到较高的密度，再次依旧形成蝗灾。华北科研所的曹骥在年提出：要想彻底解决蝗患，必须兴修水利以后，开垦蝗虫发生基地。
学者尤其儆、陈永林指出：飞蝗产卵和土壤的含水量和含盐量有着明显的关系，最适合的含水量范围沙土为：10%～12%，壤土为15%～18%，表土氯离子含量在0.2%～1.2%之间，为其适宜产卵的条件。
中国昆虫研究所在年提出：要想彻底改造飞蝗的发生地，需要拦洪蓄水，疏浚河道，控制水位，使蝗虫发生地有较长时间的淹水，把蝗虫卵全都淹死在土里，使其不适合蝗虫的生长。
马世骏在年明确划分中国的四类蝗区：滨湖蝗区、沿海蝗区、内涝蝗区、河泛蝗区。四类蝗区发生地的面积占比分别为25.8%、41.8%、8.7%、23.7%，此举为后续的蝗害研究工作的深入打下了框架。
调研数据也有力地印证了专家们的观点。蝗虫喜欢生活在暖干气候，受东亚季风影响下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以北的江淮流域成为了中国历代蝗灾的高发区。
比如黄河中下游经常爆发洪灾（黄淮海平原地区属于冲击平原），土壤主要为冲积壤土和细砂土，水灾后水不易积存，经常会紧接着暴发旱灾。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就这有利于蝗虫的生长；而蝗虫有迁飞的特性，整个黄淮海平原地形平坦，少山地阻挡，使得蝗灾发生后蝗虫更容易迁飞，受灾区域更容易扩大。
另外，作为中国最早开展农业的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自古农业发达，种植的作物以小麦为主，河滩又适合芦苇等植物生长，这些都是蝗虫喜爱的植物，种种条件组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北方的黄淮海平原等地最终成为了蝗灾的高发区，而其中又以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一带的蝗灾最为高发。年的那次鲁苏皖十一省飞蝗大灾难损失达银一亿一千万元，让彼时动荡中的中国，雪上加霜。
由此可见，在影响蝗虫生存的五大因素：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中。水文处于一个非常中心的地位，水在蝗区形成和蝗区变化过程中有着决定性影响。一场浩大的改造蝗区，“水文”治蝗战役打响了。
一年间,中国累计净改造蝗区面积.8万公顷。使得蝗区面积比建国时的万公顷减少70.6%。建国以来大部分灾害严重的老蝗区如：洪泽湖、微山湖、黄泛区、鲁豫交界的七十二大洼、黄海、渤海部分沿海蝗区，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内涝蝗区已彻底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蝗虫在这场人虫大战，越发陷入被动局面。
生物农药是现代农药的大热门，也是一种新型的防治蝗虫的方法，这里简单介绍两种对蝗虫常用的“秘密武器”：
第一个要是蝗虫病原微生物，包括微孢子、真菌、细菌、病毒等。蝗虫吃了含有这种微孢子的食物，孢子会在它们体内迅速繁殖“寄居”，消耗宿主的能源物质，使它们生长畸形、寿命缩短，甚至失去生育能力。
乌克兰微生物学家梅契尼科夫最先观察到，在一批死亡的金龟子在昆虫死后两天，会从它们身上生出菌丝。菌丝一开始是白色，随后变为绿色，最后呈暗绿色。这类病原真菌后来称为绿僵菌。绿僵菌还能利用蝗虫爱凑热闹的特点，形成蝗虫间相互传染，造成种群内传播的“超级疫情”，并利用蝗虫营养大量繁殖并分泌毒素，使蝗虫在5到12天内病发身亡，成为一具绿色的虫尸。中国年从美国引进蝗虫微孢子后，累积防治蝗虫的面积达到多万亩，效果显著。在内蒙古和青海草原使用微孢子9年后，依旧在草原蝗虫体内检测出有较高的寄生率。
第二种是提取或合成的蝗虫、植物的化学成分。例如，蝗虫一旦群居聚集后，会挥发一种叫“苯乙腈”的物质。苯乙腈不好闻，目的是让鸟儿闻了就不爱吃蝗虫。科学家就把苯乙腈入药，把蝗虫成虫吸引到一个地方“聚会”，再集中消灭，这样就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提高灭杀效率。
此外，利用印楝素可以合成一种新型农药。印楝素能够破坏蝗虫口器的化学感应器官，让蝗虫吃什么都味同嚼蜡，患上厌食症和深度营养不良。蝗虫对此表示：“我实在是太难了。”
如今，化学农药依旧是灭蝗的主要手段，由于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生物农药的生产能力不高，剂型较少，导致生物农药作为防治手段的成本居高不下，短期内还难以摆脱对化学农药的依赖。不过年，我国生物农药生产企业有多家，占农药生产企业的约10%，年产值约40亿元人民币，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发展前景还是十分广阔的。
想要彻底消灭蝗灾，需要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工业实力、科技水平和组织动员能力。靠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蝗虫监测、治理体系。发生此前那种大规模蝗灾的可能性非常低，为祸中国几千年的蝗灾，基本可以宣布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可防可控。
鼠疫、蝗灾、天花再到今天的新冠肺炎，没有哪一个灾难是自动离去的，必须真的有人（国家）主动站出来，去探索、却发现、甚至去牺牲。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利在当代功在千秋。马世骏、陈永林、龙庆成、尤其儆、曹骥......这些令你陌生的名字，就是我们成功的关键所在，先辈不应该被遗忘，值得中华儿女去学习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