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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0/6/1 10:45:00

橡树出版之

编者按oaktreepublishing

刚刚过去的这周的周一,即4月22日,是和合本《圣经》正式面世年的日子,当年将英语《圣经》翻译为汉语的“译经委员会”中,惟一全程参与并且在活着时看到这部成果的人,就是美国人富善,彼时,他已经83岁。六年后,富善去世。如今,我们如果记得富善和译经委的工作,或许会对手头可以随时翻起的和合本《圣经》更加珍惜。如今,该版本《圣经》已从网络上没来由地消失,我们就有了更加纪念和珍惜的理由。

从我家到富善生活过的地方,只需要四站地铁。不过,从他到达中国的年算起,我要找到他,需要往回穿越年。

前往寻找富善那天,是北京的初夏,刚刚下过一阵急雨之后,万里晴空,却凉爽无比。下了八通线九棵树地铁,我们按着手机地图,几乎没费什么功夫,就到达了目的地。富善于年11月起建的小礼拜堂旧址,今天已经无法近前,它“潞河中学”的新身份将这座小楼拒人千里之外,就像一个**与基督之间的距离,同样像地狱和天堂的距离。

我与学校门卫交涉,对方一直冷冷地摇头,最后要我和办公室联系。我就按着潞河中学网址上的办公室手机号打过去,一直无人接听。远远地看着那座古朴的欧式小楼,就像我遥想富善的脸,似乎清晰,却是模糊。静静地站在潞河中学门口,对着那栋小楼凝视了几分钟,转身看见宽阔的大道上人流车流如织,突然想:“今天的中国,谁知富善?”

眼睛酸酸的,复杂的情愫交织一起。不知道,年1月24日,29岁刚刚完婚又被按立牧师的富善,准备起身离开美国故土,前往清王朝统治的中国时,是否也会有一种复杂的情愫?

富善夫妇与儿女们

“既有诚意又守规矩的基督徒”

年4月29日,中国。清王朝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每岁计耗内地银一千万余两之多。”话音未落,英国*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就扬言要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

据此一个多月后的6月4日,美国。一个有着和义律一样的英国血统的美国农民家庭,拥有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取名昌西·古德里奇(ChaunceyGoodrich)。这个孩子和其他五个兄弟姐妹一样,每周日会随着“敬虔爱主的基督徒”父母前往教会聚会,平时在农场里帮大人做农活,不知不觉间,他就学会了耕种、饲养牲畜和栽种果树等农业技术。

古德里奇10岁正式悔改信主,两年后决志献身宣教。真正点燃他人生方向之火的,是威廉斯学院的“干草堆祷告会”(HaystackPrayerMeeting)。早在距离他年入校五十年前,这个学院的四名基督徒学生,一起在校园内干草堆前祷告时看见异象,清楚听见神的呼召:“要越过海洋,到各大陆、各海岛去传福音,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成为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的成立缘由。

在威廉斯学院就读期间,一位名叫萧富勒(WilliamSchaufner)的牧师前来布道,古德里奇听后深受感动,他看见了东方那个“鸦片流弊甚大”的国家的需要,决定前往。此后,他又先后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和安多夫神学院深造,并选读了希伯来文,为他的圣经研读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年,当古德里奇完成所有的神学学业后,即与纽约女孩安雅贝(AbbieAmbler)完婚。次年,他接受美国公理会差派,与新婚妻子启程前往中国上海。

这对新人漂洋过海天之后,抵达上海,然后又乘船经天津至北京,落脚于灯市口距离公理会差会教堂较近的一所小房子里。稍事安顿后,古德里奇开始学习中文,他首先想到要取一个中文名字,就去请教一位先生,对方询问他姓氏Goodrich的意思,他想了想,把这个长词一分为二说:Good是“好,善良”的意思;Rich是“丰富、富有”之意。中文先生沉吟片刻,建议他取名“富善”。“大家皆以为好。”

定居京城的富善,为了更好与中国人接触,留起长辫,穿上中式长衫,配上他那一头从19岁即发白的头发,顿时像一位长者,从相貌上反而很容易就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

年11月,富善在北京附近的通州建立起一座小礼拜堂。彼时的通州是一个拥有六、七万人口,商业繁荣的小城。富善每天向当地人民传讲福音,分发福音书册,如此坚持了六年多之久。

曾经由富善担任神学院院长的潞河神学院。

年,富善接受美国公理会之委派,到华北大学和通州神学院担任教授,所教科目包括天文学、讲道学、教牧神学、教会历史和旧约历史等。

富善的婚姻生活挫折不断。抵京后的第十个年头,他的妻子安雅贝就因难以适应中国北方的气候环境而患病去世,“丧偶之痛使富善常常默然泪下。”四年后,他又与美籍宣教士佳惠娜(JustinaEmilyWheeler)结婚,孰料婚后不到百日,佳惠娜突然染上急性传染病,于同年9月4日不治而逝。

年,富善又向美国宣教士轲慕慈(SarahBoardmanClapp)求婚成功。后者在写给好友的信中如此介绍自己未来的丈夫:“你想知道我讲的是谁?就是富善牧师,一个高尚的人,年纪比我大,很受众人的尊敬与爱戴。他的中国话讲得很漂亮,很得中国人的心。他的遭遇很不好,或许因此头发和胡子都变白了。他心地善良,虽富于诗意,却也很讲实际……他是个既有诚意又守规矩的基督徒,所以已完全夺取了我的心……”

同年5月18日,富善和轲慕慈在美国公使馆官员的见证下,在北京举行了婚礼。这对夫妻前往通州工作,与当时担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宣教士谢卫楼(DavelloZ.Sheffield)住在同一栋房子里。轲慕慈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参与福音工作。

“他给了中国人一本白话文圣经”

富善在中国期间,除了布道、牧会、教学和精研中文外,他所做的最具深远影响的工作,是参与并主持《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作。

彼时的中国,自马礼逊所译的《神天圣书》于年出版以后,由不同差传机构的宣教士,根据各自订立的原则译成的中文圣经陆续面世。到十九世纪末,中国各地教会所采用的圣经译本,不下十余种。若把各种不同方言译本计算在内,数目多达三十种以上。

为使中国教会健康成长,翻译出版一部统一标准的圣经译本成为必要。年5月7日至20日,宣教士联合译经大会在上海举行。翻译《和合本》新旧约圣经的决议,被誉为这次会议的最大成就。为配合不同教育程度的读者的需要,大会决定翻译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部统一标准的译本,以求达到“圣经唯一,译本有三”(OneBibleinThreeVersions)的目标。

大会随即成立三个执行委员会,富善被分别推选为《深文理和合本》和《官话和合本》两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几经筛选、斟酌,最早期的《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委员会委员除富善外,还有白汉理(HenryBlodget)、狄考文(CalvinW.Mateer)、文书田(GeorgeS.Owen)、海格思(JohnR.Hykes)、布蓝菲(ThomasBramfitt)和倪维思(JohnLivingstonNevius)等七人。

译经委员会在烟台开会,左三为富善。

年9月7日至11月19日,第一轮译经工作会议于主席狄考文在登州的家中举行,会议的唯一成果是完成了《使徒行传》的审阅工作。

第二轮工作会议于年7月11日至9月23日举行,地点是富善在通州的布道所。出席会议者只有富善、狄考文和林亨理三人。他们完成了《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审阅工作。

第三轮工作会议原定于年秋天举行,但因义和团之乱而延迟至12月。出席全部会议的只有富善、狄考文和鲍康宁。他们完成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译文。此次会议后,富善、狄考文和鲍康宁三人,就成为新约翻译工作的核心。

年,战乱刚过,富善就说:“今天所看见的,只是初熟的果子,丰收在望。到那时,不是一年有五千人归主,而是一天就有一万至五万人归主。”

在《官话和合本(新约)》试行版于年出版之前,翻译委员会还另外举行了三次工作会议。译员中只有富善和狄考文两人,是从不缺席任何会议的。即使在年举行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时,富善因女儿患病而需提早离开,但他仍指派中文助手张洗心,代表他参加会议。新约试行版面世后,译员们对该译本不甚满意,故决定再行修订。富善主导并参与了整个的修订工作。年该修订译本出版。

译经委开会讨论译文,右四为富善。

年夏天,第一次工作会议在烟台举行,狄考文因病提早离开会议,并不幸在返回登州途中逝世。此后,富善便接替狄考文担任了翻译委员会主席。在年11月7日写给差会的信中,富善曾这样表白自己对新任命的感受:“自从我们在夏天完成了修订委员会的工作,狄考文博士已经蒙召返回天家,我们都深感惋惜。我想我要从这时开始,承担额外的责任。……我是委员会最早期的成员中唯一剩下来的一个”。

年初,第四次工作会议因华北爆发瘟疫而未能如期举行,富善则利用这个机会回美国休假。临行前,他写信给执行委员会的执行长文显理,建议为译员们提供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写道:“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将会是76岁了,到那时我在宣教方面的事奉将满四十七年。我清楚自己不能再像过去二十年那样工作了。”

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到年初,旧约所有经卷翻译完毕,至此,《官话和合本(旧约)》的译事宣告结束。接着进行的,就是译本的编辑工作。由于《官话和合本(旧约)》和《官话和合本(新约)》之间,在文笔风格上有很大差距,因此富善和鲍康宁、鹿依士三人,又被委派对整部圣经译本进行修订。

年4月22日,《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终告完成,正式出版面世。这一年刚好是年宣教士大会之后的第三十年。整个译事历时29年,先后有十六位西方译经者和为数更多的中国译经者参与。而富善是唯一一位从始至终参与该译事并活着看到该译本出版的人。

“富善博士为了使圣经翻成白话而据理力争,结果他得胜了。他给了中国人一本白话文的圣经,其贡献一如马丁路德把圣经翻成德文一样。……胡适认为白话圣经翻译的工作,对推动新文化运动有很大的贡献”(《富善》作者林振时语)。

留美期间差点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胡适评价说,白话文圣经是“清末以前中文世界以北京话书写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89岁,走完在世的路程

年夏,年老的富善夫妇在儿子富路德(LutherCarringtonGoodrich)陪同下,前往北戴河避暑。此时轲慕慈开始感到胃部不适,食欲减退,后经检查发现已罹患胃癌。

同年11月15日,轲慕慈走完了人生的路程,终年68岁,反倒比年长19岁的丈夫先辞世。葬礼后次日,富善写信给差会如此描述道:“两天前,我亲爱的妻子,经过了数月的痛苦和疲累后,终于在熟睡中毫无痛苦地返回天家,为此我感谢主。……我当如何描述那葬礼呢?那不是葬礼,从头到尾,就是一首诗,一首奇妙爱的诗歌。……追思礼拜在祝祷声中结束,会众安静地站立为我们送行。我们就起行回到那已经住了25年的可爱的家——通州。”

轲慕慈

轲慕慈离世后,富善与女儿、女婿同住。年7月22日,北京各大教会为纪念富善来华宣教六十周年,特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典。盛会过后不到两个月,富善便离开人世。

林振时在其《富善》一书中,如此记述了富善临离世前的情况:“盛会过后一个月,女儿全家唱圣诗的时候,唱到一处,老牧师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然后又高八度接上去。恩赐(按:富善的女儿)向爸爸瞟了一眼,跟着示意大家不要作声,把爸爸扶上床。就这样,富善牧师再也没有起床。富善在床上躺了一周,情况是排便困难,跟着陷入昏迷。两周后的年9月29日,富善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富善的追思礼拜在北京城内公理会的礼拜堂内举行,随后遗体被运往通州的教会墓地安葬。出殡那一天,清华大学的教职员为表示对富善的尊敬,要求把富善的棺椁先在该校校园里转一圈,然后才运出北京城。当棺椁运抵通州时,轲慕慈生前创办的富育女校的学生,列队站在墓地通道两旁,唱着富善所谱写的圣诗,送别这位她们所敬爱的宣教巨擘。

世上谁人识富善?

离开潞河中学,时间尚早,我们决定前往附近的通州教堂。那是一个像农村院落一样简陋的院子,有月季花正开,还种满了各种花草绿树。

在喧嚣的北京城,这样一个存在就像世外桃源。去看人们礼拜天集中敬拜的房屋,里面有人在练习合唱;隔壁屋子有年轻人在练习舞蹈;还有人在摆放板凳和书籍。

如今的通州基督教堂。

我问门口一位中年男人这座教堂的由来,他说:“教堂最早在潞河中学那边,解放后,*府将教堂老楼收归国有了,同时在附近农村划拨了几间老宅,就成了今天的通州教堂。”

原来,我们无意中的一次兜兜转转,还是在富善的足印中,通州教堂竟然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一脉传承。他所在的神学院和建立的教堂,合并为潞河书院,“主要目标是训练福音传教士的助手,其标准是掌握汉语口语能力,能用中国古典文体写作,并在为中国创作基督教文献的工作中能与传教士合作。”

据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潞河中学,还坚持以《圣经》学习为主,不过,这种坚持未能撑很久就土崩瓦解。在富善去世93年后,这所学校的官方网站上,已经完全找不到那段和他以及他的同事们有关的历史。而曾经潞河书院的大学部,并入了同样沉溺于历史洪流的燕京大学,不再为人提起。

不过,富善临终前亲见的那本和合本《圣经》,终究如一粒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实,每个基督徒至少人手一册。

离开通州教堂时,已是傍晚时分。再次想到那个萦绕耳畔的问题:“世上谁人识富善?”如果手捧和合本《圣经》的人,能够记起这个美国人,他或许会在每日的阅读时增加一分珍惜和殷勤,少一分敷衍与懈怠;他或许会多一些在无关真理根基的不同教派之间的包容,少一些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理的骄傲;他或许会多一些对那位感动过富善的神的敬畏,少一些对自我满足感的追求。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每天手捧《圣经》的人中,又有几个真正记得那位为我们的罪舍命受死的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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