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将*筑城自卫，
纸将*四面包围，
铁将*穿城而过，
木将*把守后背。
第一次见到张大官村的灯笼，是在胡集书会上。一个戴着棉帽子的老者举着一个大大的灯笼环，站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叫卖。数百只灯笼用麻绳拴在一起，像个大磨盘，麻绳系的是活扣，随解随卖。
看到我对他举起相机，他憨厚地笑了。于是，便上前攀谈起来。他介绍说，从明朝宣德年间，惠民县何坊乡张大官村就开始编灯笼。这个手艺是从东大洼(今垦利、利津)一带传过来的，在乡亲们的手中一代代传承，到清末进入鼎盛时期。一开始，还讲究传男不传女，到后来，因工艺并不复杂，村里几乎男女老少都会做了。一到入冬时节，家家户户都会忙着扎灯笼。这些年买灯笼的少了，还在坚持的也不过十几户了，但大家还是不想让这老手艺失传。过年前几天，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过了年还要忙到正月十五。在当地有一种说法，元宵节那天晚上，小孩子们要打着灯笼围着大树绕三圈，并把灯笼皮烧掉，这一年的日子才会红红火火。
我们约定时间上门拍摄，他愉快地答应了。
“竹将*筑城自卫，纸将*四面包围，铁将*穿城而过，木将*把守后背。”这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对灯笼的形象描述。灯笼，又称灯彩，是古老的传统工艺品，俨然是中国文化的符号。在国外，无论哪个城市的唐人街，一年四季都挂着大红灯笼。关于灯笼的发源，流传较广的一个说法是，元宵节打灯笼的习俗始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刘庄倡导佛教。因为佛教有正月十五僧人观佛舍利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并令士族庶民都要挂灯。这种佛教礼仪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
唐开元年间，为庆祝国泰民安，人们扎结花灯，借着闪烁不定的灯光，象征“彩龙兆祥，民阜国强”，花灯风气更为流行。相传，每逢元宵节，各种各样的灯楼、灯树、灯轮，灯月交辉，车水马龙，游人如织，“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溢通衢”。宋代元宵节花灯的造型、装饰更为精致优美，赏灯活动也更热闹。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描写了京城元宵节满城灯火、尽情狂欢的盛景。明朱元璋建都南京之后，规定从正月初八就开始挂灯，秦淮河上，高搭彩棚，燃放万盏水灯。永乐年间在午门大立灯柱，在华门外设立“灯市”。至今北京仍有“灯市口”街道。民国后，花灯仍在，但仿佛平淡了许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灯笼又风行起来。每逢重大节庆，大街小巷到处都会挂起一串串大红灯笼，隆重热烈，喜气洋洋。
中国灯笼综合了绘画、剪纸、纸扎、刺缝等工艺。灯笼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连，庙宇中、客厅里，处处都有灯笼，不仅用以照明，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象征意义，比如，新娘灯（即宫灯）就代表婚礼喜庆；竹篾灯则告示丧葬场合；伞灯（字姓灯），意味着人丁兴旺。
著名考古学家魏存成认为，中国的灯笼是世界上发明最早的便携照明工具。甲骨文中的“东”字可能就是对原始灯笼形象的描绘。《南史》记载有“壁上挂葛灯笼”句。葛，就是用麻织成的白色粗布，这可能是纱灯的雏形。其用途是用于标明官衔、字号、身份的门灯（风灯）。总之，在中国人眼中，红灯象征着阖家团圆、事业兴旺、红红火火、光明富贵，渗透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与丰厚底蕴。
正月十四下午，我们如约来到了张大官村。师傅告诉我们，到了这一天，就基本停工不做了。但碍于面子，父女俩还是给我们展示了一番。
扎灯笼的材料就是苇篾。秋天割下芦苇去除叶鞘，挑选后切成小段，再用破篾工具将苇子分出几股苇篾。破好的苇子缺少水分，还要在水中浸泡，待到苇篾泡得柔软时，才可以扎灯笼皮。
扎灯笼是功夫活。作为一项传承了六百年的古老技艺，主要有破苇篾、泡苇篾、扎灯笼、模具整形、收口、糊纸美化等六道大的工序。只见老师傅拿起十几条苇篾两两一对，交织编错，苇篾在他的手里上下翻转，不一会灯笼口就扎好了。套上稍短些的苇篾做灯笼腰，再开始编灯笼的“小肚子”。
压一挑一，原本散着的长长苇篾在他并不光滑的手中奇妙地变成了菱形的小格子，等三道腰都编好之后，灯笼的雏形就出来了。已经出型的灯笼需要套在特制的楦子上“整形”，把灯笼的上口调成适当的大小，把中间的苇篾拨到适当的位置，然后取下依照上面的规格编灯笼的下口，保证灯笼大小一致。制作好的灯笼皮上，用画好形态各异花鸟图案的透明玻璃纸在中间一卷一缠，灯笼两头再用桃红色的彩纸一包，一个手扎灯笼就做好了。玻璃纸透出苇篾规整的菱形图案，甚是美观。
手扎灯笼是我国年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这份遗产，对于研究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当下年俗文化日趋淡化，作为年俗文化的实用物品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编制手扎灯笼的民间艺人越来越少，能否顺利地传承下去，还是个大大的问号。好在，年，惠民手扎灯笼已被列为滨州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几年随着传统手工制品不断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