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从战士到干部的经历》作者：刘秉荣
我的家乡宝坻县*庄大洼位于九河下梢，十年九涝，生活很苦。我虽然没有经过解放前的生活，但从乡亲们口中，感到解放前后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变化，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解放前，如拆房（拆掉明清一条街）、扒庙、瞎指挥风，共产风、吃食堂、饿死人等等，这在解放前的*庄没有发生过。家乡宝坻县*庄我们村自实行兵役制以来，仅年有两人入伍，此后再没征过兵。从年冬季起，征兵就每年都有了。但也从这年起，由于“三自一包”的*策使农村的经济好转，许多青年人都不愿当兵。尤其是一些老年人，还把“征兵”同当年战争年代的征兵联在一起，认为征兵就要去打仗。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不知道“解放*”这个词，还叫“八路*”。可见当时*策的宣传是多么的不够，也说明我们那个地方是多么的偏僻和落后。由于怕当“八路*”去打仗，所以许多青年的家长也都不愿孩子入伍。因此，当时的征兵工作是很费劲儿的。我初中仅上一年半即辍学了。我因何要辍学呢？说来至今我还恨那个班主任，他叫陈敬武。我于年秋考上宝坻县林亭口中学。入学后，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当时的班主任姓韩，因他长得个儿矮，我们叫他“小韩老师”。他是遵化县人。他对我很好，因我学习成绩好，他让我当了班长，我们工作也配合得很好。当我上初二时，他调走了，来了陈敬武接替了班主任，他是个大高个儿，整天板着一副冰冷的面孔，装斯文。同学们都说像欠了他的钱似的。我们很快即发生了矛盾。那是年冬天里的一天，他带着全班同学到地里拣红蓬——当时正闹粮荒，红蓬是一种代食品的植物。记得那天是雪后，天特别冷，大家肚里没食，没能完成任务，他发了脾气，不指名的批评我这班长没起到带头作用。我和他吵了起来。一怒之下，我决定退学。我去找校领导论理和要求退学，而校长王荣轩、教导主任吴春对我的论理不睬，而对我提出的退学也没丝毫挽留之意。至今那二人冷冷的面孔还清晰的在我眼前。年春节过后我退了学。现在想，假如我继续读下去，继尔考高中、考大学，那又将是个什么命运？不管怎样，我很恨陈敬武、王荣轩、吴春这些没有爱心的校领导。我于年从中学辍学后就在生产队里劳动。什么苦累活都干，像挖河筑堤，能累得人吐血。我在一次挑河泥时曾经把一条扁担压断了，现在想，那一挑子河泥至少也有斤，而当年我年仅15岁。年，同村的高中生马学敏和王长发二人毕业回了村。他们二人喜欢文学创作，我也喜欢，大家一拍即合，随即自发的成立了一个“自学小组”，进行业余创作、互相评点。学习班里还有刘亮、马志刚等人。当时，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煤油灯下讨论作品。通过学习，都受益匪浅。我尤其喜欢“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乡土气息很浓的作品。由于我们打开了“文学”的这扇窗口，所以这样我们这些人的头脑就比较“开窍”。后来，王长发当了全县最年轻的公社书记，刘亮当了教师，马学敏当了粮站站长，这都和学习小组有关。年征兵工作开始后，我积极的报了名，为此还惹得村里一些人耻笑，认为我傻，放着工分不挣，去当“八路*”。记得我们公社的水流庄的一名青年，连哭带嚎的死活不去当“八路*”，因为他们那个村“小自由”搞得好，收入很高，当“八路*”是一大损失。入伍前写的稿子当时，到*庄带兵的干部叫李生，他个头不高，笑眯眯的，因为我上了一年的初中，并积极愿去服役，他很高兴。他对同去的带兵干部李恩义说他挑了一个初中生（当时农村里上初中的很少）。这里要提及的有两件事也帮了我入伍的忙。一是我们村的户口簿让会计给弄丢了，后来的会计为了省事，就把全村的户都填上了下中农，我家本来是中农，这样一来就成了下中农。当时中农成分的兵是有一定比例的，下中农就有不存在这问题。另一点是当时正搞“四清”，村里寻个经常同我家作对的支部书记刘庆春（外号“刘疤瘌”）因为“四不清”问题靠了边儿，新选的贫农代表杨学林等人都和我家关系好，我愿去当兵，他们也就支持，因此，*审、体检都很顺利。关于我入伍时的情况，在我的日记里有如下记载，这篇日记写于年12月13日，日记这样写的：通过和李同志（即李生，当时是连的副指导员职务）谈话，使我当兵的欲望越发增加了，当兵有什么不好呢？既学了本领，又锻炼了人。李同志说的好，*队里生活就是有意思。各尽所能，同志们团结的像亲兄弟一样。再说，依法应征也是青年人的义务。再仔细想一下，我们的江山是多少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现在交给我们去保卫，我们有什么理由推辞？有什么理贪图安逸？保卫祖国的担子我们一定要挑起来！今年恰恰我适龄，不仅要勇敢地迈出应征入伍这一步，并恳切地希望领上保送我入伍。入伍前写的稿子年12月20日，我被批准入伍了。大概受到我的影响，这年我家左邻右舍的青年一下走了四个人，全公社共走了十五人。他们是袁泽森、袁泽亭堂兄弟和马志泉、王振起。*庄公社入伍的青年还有齐连瑞、方瑞、田福存、李勤、刘凤楼，小辛码头村的洪树宣、葫芦沽的李文等。
当时，我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人要到宝坻县城集合。由于*庄到宝坻城不通公路，都是大洼地，村里就安排了十几辆自行车驮我们。记得我们出发那天，村里好多人都去送我们，一直送出西桥。我记得马志泉的父亲马贵在桥头说：“这些人（指应征入伍者）里就老黑（我的小名）干文墨差事。”入伍时公社武装部唐部长我们坐“二等”（即自行车后座）沿着潮白河堤的土路整整走了一天，傍晚才到了宝坻城。从城边经过时，恰好有一列火车开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稀奇的不行。我们在县城里换了*装。换*装时，带兵的把我们都轰到澡堂里洗了个热水澡，这也是我第一次进浴池。这个澡洗掉了出生以来的身上的泥污。我们是夜里出发，乘汽车到了杨村车站，在这里上闷罐火车，连夜到了河北元氏县，大约夜里3时，我们下了车，到了当时叫部队（63*炮兵团）的营区，住在了礼堂里，礼堂的地上用席子铺成了地铺。新兵连的伙食真是好极了，早餐有油条、糖包、花卷鸡蛋汤，午晚是红米饭或二米饭、馒头，四菜一汤。带新兵的干部还一再解释说因新兵连没底子，伙食不好，请大家谅解。我们说饭太好了，在家里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口油条。后来老兵对我说：“你们宝坻兵真能吃，一筐油条放在那里转眼就没，风卷残云一般。”我说不是我们能吃，是我们那里太穷了，常年吃红高粱和草籽儿、雁食苗、酸酸柳等“瓜菜代”。老兵们都笑我们是“大肚汉”。对于到炮团后的心情，在我年2月9日的日记里有如下记载：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从今天起，我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的一名战士了。我的理想实现了。我要向雷锋同志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当然，部队的生活一定会很艰苦，一定会有很多困难等待着我。但是，我们不是“少爷兵”。晚上，我又上了一堂生动的*治课，看电影《列兵邓志高》（这部作品的作者马云鹏，后来成为我的老师和好友），影片中主人公的一举一动都使我深受教育。使我认识到个人英雄主义的危害性，一个人事事都要以革命利益为重，要想到世界革命。影片中并谈到知错就改的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入伍时列兵*衔新兵班班长苗绍锋看了我写的日记后，于2月23日在我的日记本上留了言：刘秉荣同志：你的日记写得很好，内容很丰富，有阶级斗争，有读书感想，有雄伟远大的志向等。希望您能在今后的生活中，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好毛主席的著作，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培养自己勇敢、顽强、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及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让美丽的青春，在*的事业中放射出瑰丽的光彩，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战友苗绍锋年2月23日苗绍峰在日记后面写的评语苗绍锋是年入伍的，河南人。他对我很关心。刚入伍时我不会洗衣服，用香皂搓，他就手把手的教我。他于年复员，复员后没回老家，而是到了内蒙古海勃湾市的一座煤矿工作，此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虽然他只当了两个月的新兵班长，但他那笑眯眯的圆脸至今我们记忆犹新。前两年，有战友给我提供了他的电话，我打了几次都没打通，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战友之间的情谊依然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中。新兵连班长苗绍峰在新兵连，我还遇到从没有过的事，就是长了虱子。此前我从没长过虱子，也没见过虱子。因周身痒得受不了才知道是长了虱子。而当时的新兵们都长了虱子。老兵们忙了起来，他们在营区的院子里支了几口大锅，烧开了水，把我们新兵的内衣内裤都扔进了锅里煮，把我们的头发也全剃光了。这样一折腾，很快虱子没了，此后我也再没长过虱子。新兵的虱子是哪儿来的呢？（新兵们入伍时把身上穿的都换掉，新衣服里是不会有虱子的）我想，可能是有的兵头发里有虱子，睡地铺时互相传染的。新兵连两个月整训后，我分到了2营部，在有线班当一个一名电话兵，也叫架线兵。我所在的团是63*直属炮团，用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炮兵除炮手外，还有侦察、计算、无线、有线等兵，侦察兵和计算兵是计算出火炮的射程，再通过无线和有线传达到炮阵地。有线兵就是电话兵，是最累最苦的“活儿”，电话兵在单兵收放线时要背着50斤重的电话线，还要手提50斤重的线拐子，再背上小镐、电话单机、脚扣，除了收放线还要爬杆上树，非常辛苦。我训练了不到十几天，练收放线把手都磨成了血口子。但由于在农村里已经苦惯了，所以这点苦也就不在话下。此外，每天我都主动打扫卫生、挑水。老兵们见我把院里的水缸都挑得满满的就说：“我们怎么感谢你这新兵呀。”营副教导员庄玉和和对人说：“这个刘秉荣可以培养个班长。电话班战友4月里，我根据电话兵的生活写字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秘密》，我写好后送到了团*治处，*治处干事丁正国接待了我。他看了小说后找到我说我写得挺好，并鼓励了我一番。后来我才知道，榴炮团自年组建后（我应当没记错这时间），就没出过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而且也从没在各报刊上发表过任何新闻和文学稿件，直到年我当了新闻干事，认真抓了新闻报道工作后，在年全团就刊登了上千件新闻稿件，开创了炮团刊稿的先河。此为后话。当时，丁正国干事一面鼓励我投稿，一面打印了一份送给团首长们传阅。最近，我竟然找到这份稿的原件，上面还有丁正国的签字：“65·5，二营部，刘炳荣。”他因与我是初次见面，我的稿子上也没留名，所以他把我的“秉”写成了“炳”。丁正国大我10岁，但我们的感情很深，他后来当了炮团的副*委，上世纪70年代转业回老家四川内江，我在年和8年两次到内江和成都都见到了他，他来北京时我们也见了面，战友之情难舍难分。*治处干事丁正国全家这时正值全国搞“四清”，我们2营的教导王凤城奉命在赵县搞“四清”。赵县与元氏相邻。教导员见我能写稿子，就带着我去了赵县。他负责的那个村名字我忘记了，但有三点我记得很清楚，一是他带着我和营部通讯员张金庆（北京兵）一起到赵州桥看了看，我看到桥上柴王爷推车时轧的“一道沟”，张果老骑的毛驴踩的蹄子印儿，桥下鲁班爷手掌托桥的手印儿。二是那个村的支部书记是个“四不清”干部，他在自家的影壁墙上写下的话前边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大致是对他的腐化生活自我欣赏，最后的一句是“吾不是神仙谁是神仙”。教导员告诉我，说这个支部书记很坏，老百姓很恨他，“四清”运动来了把他揪了出来。对坏干部我是很恨的，因为我家就直接受到我们村支部书记刘疤瘌的欺侮。三是中午我们在一户老贫农家吃派饭。老贫农说还有点肉，要给我们做着吃。教导员不允许，可吃饭时还是把肉端了上来，这才知道老乡家刚生下的小猪娃死了，给我们做的死小猪肉，这在当时也算上等菜了。吃完饭，教导员给留了饭钱，老贫推辞了一下，最后还是收了。我和教导员在赵县呆了几天，因他奉命回营，我也和他一起回来了。到了6月初，我被调到了团*治处，在俱乐部工作，当了广播员。俱乐部设在礼堂里，礼堂挺大，就我一个人。我每天的任务主要是放广播，这个广播不是播音员，而是负责放部队作息时间的号片。通过扩音器放出的录制好的号片，指挥部队起床、出操、上课、开饭、熄灯等，时间上一点也不能马虎。此外还要按时播放新闻节目等。俱乐部还设有图书室，定时向官兵开放借阅。书很多，许多书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俱乐部每个星期都放映电影，电影队有*里的，还有驻地元氏县的。一些剧团、演出队也经常来演出。虽然很忙，但我仍有很多充裕的时间读书。在广播室当广播员俱乐部要经常写大标语，如会标等等。我虽然在家里的练过毛笔字，也在农村的年节时为邻居们写写对联，但用毛笔字写会标就不行了。2营部有个老兵（北京兵）叫马殿喜，他美术字写得好，因为我曾在2营部当了几个月的兵，互相熟悉，每次有活动时我就请他来写。但他是个计算兵，很忙。于是，我留心他的写法，两三次后，我就自己写了。此后，竟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当时搞“红海洋”，到处都写美术字，我就被派去写。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石家庄的一栋大楼上还有我写的毛主席语录。在我没到俱乐部前，这里的广播员叫程铁林，是个北京兵，白白净净的，后来我调到到*电影队后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他家是个小业主，解放前在北京东城有不少房子出租。“文化大革命”时房子被没收了。他因为是城市兵，不爱吃苦。在他管理礼堂时，打扫卫生都叫司令部值班室派差，由各连来人打扫。我接手后，一来我同司令部的值班干部不熟，不愿找他们派差，二来打扫礼堂这活比起我入伍在家干的农活、挖河、筑堤等简直无法比，所以我就自己动手，把礼堂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程铁林在时，每当元氏县电影队到部队放映电影时，团里都要派卡车去拉，我接手后，一来派车的程序搞不明白，二来觉得几件放映设备也用不着大卡车，就从连里借个小排子车到县城（七八里路）把放映机拉来，第二天再送回去。冬天，机关里各屋都生炉子，每天都倒很多炉灰渣，我和公务的战士孙凤庭（同年入伍的宝坻兵）、庄希圣（同年8月入伍的大城县兵），还有副班长田志亮一起拣炉灰渣里的煤核，一个冬天拣出两吨多煤，受到了领导的表扬。此外，我还抓紧时间写稿子。我于年9月间写了一组新兵生活的稿子，石家庄广播电台还来到团里给新兵们录了音，播放后反响挺好，电台还给我寄来了稿费。我把稿费买了毛主席著作乙种本，送给了驻地民兵。团司令部分管民兵工作的田副参谋长还为此表扬了我。此外我还写许多广播稿、幻灯词等，幻灯词由*电影队画成幻灯片在电影放映前播放。幻灯词主要是表扬连队里的好人好事，播放后效果很好。炮团*治处领导和战友年新年到了，在此前的两三个月*治处就发了通知，要各连演唱组准备节目参加新年演出，我也经常到各连督促检查。这年的新年晚会节目虽然都是自编自演的，但还是很有质量。至今我还记得随*家属们的表演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演得很成功。3营8连老兵董梦虎和另一个兵合演的节目《你比雷锋还雷锋》也很感人，其实这节目今天看去就是个小品。新年期间除了演唱晚会外，我还在丁正国的指导下组织了“灯谜”、套圈、毛主席诗词填空等等活动。各地来部队的慰问演出等等我也都组织的很好，没有漏洞，首长们很满意，对我评价也很高。一天，丁正国找我谈话，鼓励我写入*申请书。加入中国共产*我当时真的不敢去想，因为当时的领导大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入伍入*的，还有不少干部是参加过 和中印自卫反击战的。就丁振国来说，他虽然是年入伍的兵，但年就被评为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这个入伍仅10个月的兵怎么敢写入*申请书呢？但在丁正国的鼓励下，我还是递交了申请，我万没想到，我的申请竟被批准了，介绍人除了丁正国外，还有一名是叫朱福起的机关协理员。朱福起后来参加“支左”，任正定县委书记，离开了团里，此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但他那圆胖的脸和慈祥的面容仍清晰的在我眼前。他现在到了哪里，我真的想见他一面，他毕竟是我的入*介绍人。年1月8日，丁正国同我谈话，说我的入*已经批准，时间从去年12月9日起。我很激动，因为我入伍仅10个月就入了*。当天的日记是这样记下的：今天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也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有谁能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呢？今天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从此以后，我是*的队伍中的一员了。中国共产*在过去领导着全国广劳动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如今又领导着全国全世界劳动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作英勇的斗争。多少英烈为革命作出牺牲，多少革命战士，在*的领导下，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为*的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加入中国共产*是我渴望已久的事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从此以后，我将处处以*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毕生精力，一点一滴的献给革命事业。入了*，我的工作热情更高了，接着是春节，把我忙得团团转，但心情非常愉快。由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广播里经常播放《二月里来》、《在太行山上》等歌曲，还经常播放《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等歌曲，所以直到如今我对这些歌曲依然喜欢听，因为听到这歌声就使我就想起当时的愉快心情。在炮团礼堂门前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我正在熟睡之际，突然俱乐部的礼堂剧烈地晃动起来，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慌忙拉电灯，停电了，我摸着黑穿上衣服跑下楼，这时，许多人都跑到了院子里，我这才知道是地震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地震。而电子表的指针指停在5时29分14秒，我至今对表针仍记忆犹新。地震中心在邢台地区，由于我们部队距地震中心很近，当天部队即去了震区。任务在邢台地区的隆尧县耿庄桥救援。我向丁正国请示了一下，提出到灾区看看，写些东西。丁正国同意了（当时我这广播员归他管）。到耿庄桥后我立即进行了采访，并写出了两篇稿子，一篇是记述2营副教导员庄玉和事迹的报告文学，另一篇也是篇报告文学，但稿子的标题和内容记不住了，只记得*治处的一个叫郭培忠的干事看了那篇稿子后，说写得不错，应该交给《解放*文艺》，我要他改改，他改了几句话，在我的名字前边署上了他的名字。郭干事是山西介休人，很有才，对我也很关心。后来他在“四清”中同团长陈国戎闹矛盾，被陈国戎处理复员了，搞得他后半生很惨。前几年他到北京女儿家时，我们还见了面，他还给我一瓶汾酒。谈起往事，他感慨不已，感叹人生。我问他为什么和团长搞不来？他说年轻气盛，并说责任不在他。好在后来还给他平了反，安排在介休县的一家工厂，改革开放后，工厂又*了，他因是干部待遇好歹还能拿几个钱，有碗饭吃。他还说老部队的人对他还很关照，但63年撤销了，炮团也没了，他就没人关照了。话转回头，我写的两篇地震稿子，最近竟万幸地我把写庄玉和的稿子找到了，而另一篇则不见了。当时我按郭培忠的吩咐把那篇稿子寄到《解放*文艺》，《解放*文艺》编辑部还给我来了信，说稿子内容很好，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我也进行修改。但再寄去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解放*文艺》随之停刊，我那篇稿子也就没了踪影了。稿子虽然没发表，但我的写作情况在团里和*里都挂上了号，《战友报》也聘我为通讯员，孰料，就在我一步步向上走时，噩运来了。二年的5月初，**治部文化处给炮团下达了通知，调我到*电影队工作。接到这个通知我很兴奋。因为“电影”二字在我心目中位置很重。在我入伍前，村里要放场电影简直像过节一样，而我直到年才看上电影，影片是《董存瑞》。到我入伍时，算起来也没看几场电影，所以接到调我去*电影队放映电影的通知后，真是高兴极了。而且调到*里工作，对我这入伍仅一年多的兵来说，当然是梦寐以求的好事了，这也惹得许多同年战友的羡慕。机关的首长和同志们也都祝贺我。于是我背包一打就登火车到了石家庄。走时，丁正国再三叮嘱我好好干，还把我送到火车站。虽然我舍不得离开团里，但新的工作岗位对我诱惑更大。电影队的放映员*电影队住在石家庄市中心的八一礼堂。这是63*的礼堂。这礼堂在当时来说是很上档次的，在石市也算上最好的礼堂了。电影队共六个人，分为两个组，一个组的组长是个干部，叫曹庚田，年兵，河北赵县人。另一组的组长叫杨金生，是战士，年入伍的，北京兵。组员有程铁林、陈好礼、我和王振起。王振起和我是同村，入伍前就在一起搞村里的俱乐部搞活动。他非常聪明，心灵手巧，对无线电什么的都懂，画得也好。我们是一起到2营的，我分到了2营部，他分到了5连。一到连队他就出黑板、修收音机什么的，崭露头角。当时的5连指导员马志华很喜欢他。王振起大高个儿，人长得也很帅。他因画画得好，于年初调到*电影队。马志华是舍不得他走的，此后马志华还还常常提起些事，说王振起不该走，*里毁人。在电影队合影（右一、陈好礼，右四、杨金生）我到电影队后，分到了杨金生这个组，组员有陈好礼。陈好礼是河南人，会画画儿，负责画幻灯，由我写幻灯词，杨金生朗诵口才好，由他朗诵幻灯词。电影队的队长叫张祖流，是个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同志。文化处处长叫赵双启。他长得大高个儿，看去很面善。他对我说：“小刘，听说你喜欢写作，这好哇，以后让伯炎带带徒弟。”伯炎叫张伯炎，是文化处分管文化的老干事，文学功底很好，人也很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一直入不了*。电影队的任务是为*直部队服务的。每天我们都要乘卡车到*直的工兵营、通讯营、高炮营、教导队、榴炮团、农场等等单位放映电影。每天下午4点多出发，有时要跑出一二百公里去放映，放映完再返回石家庄，很辛苦。电影队工作人员创作的宣传画辛苦我是不惧的，因为再苦也苦不过我入伍前在生产队干农活。但电影队的人际关系却使我很头痛。我驾驭不了这关系。在电影队除了组长曹庚田是*员外，就我一个预备*员。文化处还有战士叫萧振庭，河南人，文化处的图书员。也经常参加电影队的活动。别看电影队的人不多，毛病不少，互相拆台。杨金生好表现自己，张口闭口称自己是“小杨子”。他是年由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入伍的，但因群众关系不好一直入不了*。队长张祖流又特别主观，他虽然是电影队队长，但他基本不管事，也很少见到他。他长得一副冰冷的面孔，我们背后骂他是“冷血动物”。我在电影队几个月的时间里，也就见过他几面，而从年初我离开电影队至今，也再没见过他，听说还活着。曹庚田人挺老实，但很窝囊，用我们老家话说是个“窝囊废”。我还听杨金生说程铁林和王振起的关系不好，还说王振起骂程铁林养活孩子没屁眼子。但我感到程铁林和王振起之间没什么矛盾。陈好礼有恋童癖，整天找几个十几岁的少年玩儿。文化处赵处长偶尔来一下，大多是到八一礼堂看节目时到电影队看看，说两句就走。这就是电影队的内外环境。去部队基层放电影对于这个环境我努力去适应，但还是适应不了。当时电影队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杨金生身上，因为他太爱表现自己，和大家搞不好来，入不了*。另一个焦点是萧振庭，他爱拨弄是非。由于赵处长宠他，因此，他常在赵处长身边说三道四的。矛盾终于在杨金生的入*问题上暴发了。在*小组会上，我不同意杨金生入*，认为他不够一个共产*的标准。*小组就张祖流、曹庚田我们三人，他们二人也不同意杨金生入*。而且张祖流说组织上已派人调查了，杨金生的父亲在解放前耍钱带刀子。但话传到了杨金生耳内时变成了我不同意，后来得知是张祖流对萧振庭说的，萧振庭告诉了杨金生。杨金生此时已是入伍第五年的老兵了，他非常想入*，听说我在*小组会上反对，十分生气。可他又不能直接与我对话，于是就和萧振庭一起在张祖流和赵处长耳边说我的坏话，可他们又找不到我的不是。刚好当时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电影队的一次讨论中，我说了不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会饿死了，我举了年我家乡饿死人的事，并说自己在上中学的路上，亲眼见到饿死的尸体倒在路边，还说了自己家里两个爷爷一个姥爷被饿死的情景。我讲的很细，大家听得很认真，我还讲了我从几十里外的中学回家时，正是冬天，四野没有人，只有冷风，完全是鲁迅笔下的“在昏*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的景象。所以我当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疑问。我这个发言可惹了祸，不知怎么到了赵处长耳内。开始赵处长也没在意。但他对我不同意杨金生入*已产生了恼火。他跟杨金生好，他俩为什么好我也不清楚。如果是现在，我首先想到送礼，而当时这点不存在，但杨金生对赵处长恭维的甜言蜜语确是我亲眼见的，每当赵处长带儿子（好像有五六岁）来电影队时，杨金生都是又抱又亲。赵处长力挺杨金生入*，但在支部大会表决时没通过。此后，杨金生在赵的耳边更是不断说我的坏话。他是组长，他说我什么坏话我也不知道。我还在一次会上面对面的给萧振庭提了意见，提的萧振庭头上直冒汗。他说他长这么大也没受到过这么严厉的批评。那次会上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而我这样做的结果是惹了两个“小神爷”，更得罪了赵双启这尊“佛爷”。年12月初我的*员预备期满了一年，应该转正了。我向*小组提出了申请。曹庚田先是推说人凑不齐不能开会讨论，后来人齐了，他又哼哼唧唧地不正面回答。在我再三追回下，他才说赵处长不同意转正。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一个*员不能预期转正就相当于给了处分，还有可能取消预备资格，这一点我很明白。我要他向赵处长反映我的意见，但拖拖拉拉的直到年1月10日还没头绪。我就去找赵处长。问他我为什么不能转正。他说我思想有问题，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敌视情绪，应该继续考验。我说饿死人的情况是事实，讲这话是在讨论认识问题时举的例子，没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意思。他大声说：“你还胡搅，你的思想深处就是有问题。”我当时的情绪也控制不住，指着他说：“你不实事求是，你派人去我家乡调查，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他见我敢顶他，更火了，劈头盖脸的就骂起我来。——如果按常理，我见到他时，先低三下四的做个自我检查，而后再多说几句骂自己的话，再虔诚的恳请处长帮助。事态就会像另一面发展。可我这年才看到电影、年才见到火车、才洗过热水澡的农村的孩子，哪里有那么多弯弯？退一步说，假如我低三下四的去表现，我的一生恐怕要改写了，这是后话。我见他骂我，非常生气，就大声说：“你看我不好，你就让我回炮团好了！”赵处长指着我大声说：“你明天就走！”第二天，曹庚田通知我回炮团，并要我去文化处找吴运培干事办调动手续。我到了文化处吴干事的办公室，一推门，听到吴干事正在给炮团打“刘秉荣是反革命分子，*保卫处要他回团，不能安排他在机关工作，让他下连队。”我一听头就大了，吴干事放下电话后我马上问他：“吴干事，我怎么是反革命分子？”吴运培说：“是处长说的，你去问处长吧。”赵处长是抗战时期的老兵，而我是入伍还不到两年的兵，我知道是无法同他讲理的，于是我当天傍晚即把背包一背乘火车回了炮团。到了炮团驻地元氏车站时，天已完全黑了。到团里后，我找到老乡和战友赵润志，他是团里客房的公务员。他给我开了一间房，我住下了。但这时我的思绪纷乱，我想自己去*里仅7个月，竟然弄了顶“反革命分子”帽子回来了，真像做梦一样。当天，我写了日记，标题是《红色恐怖笼罩着电影队》，日记这样写的：从电影队回团时的日记一、×××（指赵双启）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两面三刀的家伙，他嘴里喊着要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实际上进行压制。群众的学用他看不见，同志们自觉的改造思想他不大力宣扬，却抓住消极的东西不放。对同志们一面批评压制，一面又让同志们经得起委屈。结果使同志们精神萎靡不振。同时，他大力提倡谁讲话能一套一套的，就算谁学的好。实际上是把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促成表面化，公式化。二、反对同志们宣传毛泽东思想。有的同志经常给报社写些稿件，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文化处长不是积极的鼓励，而是极力的反对，说什么是个人奋斗，说什么有时间就是坐着也不能写。同志们画的幻灯由于水平低时间紧，画得不理想理，他看了说不好，不许演出（实际上画的还可以），使幻灯不能配合中心任务，不能起到宣传效果。三、对同志们捍卫毛泽东思想进行抵制。赵双启对电影队传下“圣旨”，说什么电影队同志不接受批评，以后不管什么人提出什么意见，必须按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又是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一个具体表现。他意思是说不管领导处理问题上怎么样也不许反驳。以前同志们对文化处领导和电影队领导曾提了很多意见，对这些意见，他表面承认而彻底不改，并肆机报复。说什么同志们看问题偏激，抓住同志们的一点缺点不放。看着实在说不过，就利用职权，一脚踢开。凡是从连队调上来的好同志，不出两个月就成最坏的，而按照他意志办事的人，不管他有多少缺点。也是标兵“模范”。赵双启对刚到电影队的人初来时进行拉拢，说什么“你有前途，好好干，一定培养你”，看看同志们不上当，便来硬的，施加压力，处处刁难，然后一脚踢开。四、竭力的拉拢成分不清的人加入*组织。电影队有个战士，家里来的调查资料明明说写着问题。他家是小摊贩。这个同志有很多缺点，他说只要两个月内把缺点改了就能吸收他入*。难道说两个月内他思想就改造好了吗。随后他五次三番的找这同志谈话。后来，支部大会上没有通过（因家庭关系）。现在他依然对这同志百般提拔，而对贫下中农子弟，却百般刁难，不发展他们，而且抓住他们的一点缺点就不改。五、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凡是电影队的同志都有这样的反映，一个连队不愿人给的好同志，到了电影队这个“熔炉”里炼几年就成了一块“废铁”（因为他们认为是最坏的同志）。实际这些同志思想最过硬，他们最热爱毛主席。原先调走的两个同志，到新单位后立刻就入了*提了干部，在这里却是最坏的。而赵双启认为好的，却是骄傲自满、专横跋扈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还是战士就做官当老爷，老虎屁股摸不得碰不得。谁给他提了意见，立刻就给小鞋穿。与此同时，赵双启还把提意见的人当成眼中钉肉中刺，越双启对同志们说，只要老老实实的工作，老老实实的学毛著，不说不讲，就是好同志。他所谓的老老实实是什么？他要把大家引向什么地方？说明白了，他说的不说不讲就是要让大家跟着他走。从电影队回团时的日记我是个战士、*员，整天和同志们生活在一起，电影队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在*的会议上如实的反映，难道有错吗？这完全符合毛主席的教导。赵双启是如何对待我所提的意见呢？他表面上接受，却寻机报复。我是一名*员却3月有余没过组织生活。（年）12月9号就到了我的转正日期，由于机关人员分散一直到了年元月2号才开支部大会。文化处的*小组一直拖到1号下午才匆匆的开了，并匆匆匆作了决议。在会上，由于我对赵双启提出的问题提出了疑问，引起了他的大怒，他立即搬出了刘副*委来压我。说他准备下连参加总评，因为我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不下去了。他满脸怒气地说什么“我不下去了，我找刘副*委，电影队的问题乱透了”。到现在我也不明白，*的会上是有充分民主的，一个同志在转正的时候提出不同的意见，怎么说是乱透了呢？赵双启看我没反映，看我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眼珠一转又说：“昨天晚上支委会上讨论过，说你的问题不是转正不转正的问题，而是能否保留预备*员的资格的问题。”取消*员资格与否是要有一定条件的。我是去年（年）5月初调到电影队的，今年（年）1月10日回到原单位，共历8月之久。8个月在连队生活了两个来月。在电影队生活6个月余，电影队六个人除了组长曹庚田是共产*外，就我一个预备*员，其余四人都是团员。我不明白我究意犯了什么错误，从入伍到现在，我一直坚定不移的跟着毛主席走。我是有缺点，办事的时候脑子里常常缺少个为什么，可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那样说我不在乎。取消了我的*员资格我就不革命了吗。再说我提出的问题绝大多数是与电影队有关的，是关系到电影队今后的建设问题（因为元月1号匆匆的作了我的决议后，晚上又开会互相提意见，所以我的转正问题与电影队的问题就混淆了）。我指出他打着红旗反红旗，执行的是行左实右的路线，并说我的话是有充分的理由，有事实依据的。并且说他看问题有眼无珠，眼里缺少毛泽东思想。当时我也给队长张祖流提了意见，用事实说明他是林副主席提出衡量干部的三个条件的第三种。我考虑，对待这样的人提意见还需要用方法吗？所以就直接了当地提出来。大概是触动了赵双启资产阶级思想的小天地，他立刻咆哮如雷，当场就说：“刘秉荣，在去年9月份杨勇司令员、廖汉生*委来的时候，常委会就决定了让你回元氏，一直没有时间同你谈，现在你就回去吧，不要伤了感情！”这究竟是怀着什么目的说的这话呢？我是个毛主席的战士，必须服从组织分配，但是我要提出这样的疑问，*常委会是否谈到过我的事（后来我明白，*常委会根本不会研究讨论一个战士的无关小事）？*小组会上我给领导提的意见不对吗？为什么他对我说的话和向元氏炮团*治处介绍的情况不一样呢（指说我是反革命而言）？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年终总评和转正的讨论呢？为什么不敢把我的问题和我提出的问题交给群众讨论呢？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是什么原因把我一脚踢回炮团呢？从电影队回团时的日记当火车到了元氏车站，我走下火车，踏着碎石和枕木走出了车站，向炮团营房走的时候，亲爱的同志，你知道我这一刻的心情吗？夜依然和往常一样，是迷人的；星星也和往常一样，一闪一闪的偷偷的窥视着大地，可我的心却像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来。我不知我是怎么走进营房的，我只觉得昏*的路灯照得我的身影忽明忽暗。这条路我是多么的熟悉呀，曾经留下我多少脚印啊？可眼下我是在怎样走呢？难道我走错了吗？不然为什么我转了一圈儿又走了回来？我想不通了，背上的汗水变成冷冰的“盔甲”，死死贴在我的身上。俱乐部到了，我一步一步地走上礼堂的台阶，又几乎用尽平生的力气推开了礼堂的那绿色的大门……招待所客房的被褥是暖和而舒适的，可是我却感到身子下似乎有无数的钢针在刺，在狠狠的刺着我。我坐了起来，打开了灯，从挎包里拿出《毛泽东选集》四卷，我看着看着，啊，一股清清的泉水立刻流尽了我的心房，我的心就好像一株快要枯死的禾苗遇到了甘露一样，顿时，我又增添勇气和信心，我又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我没错，我要斗争，真理是在我的一边。正是，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有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做主，我又有何惧哉！管他什么处长，只要他反对毛主席，就要和他斗争再斗争！新的生活又开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三我回团后，丁正国等*治处领导见了我，大家都没说什么，因为*里通知我是“反革命分子”，他们也不知我怎么成了反革命的，也就没多问，我也不去解释。由于*里有指示，我不能留在机关，就把我安排到指挥连的电话班。指挥连的电话班里的此前已去了两个机关的人，一个是干部，一个是名战士，是个老司机。那个干部是因为搞男女关系去改造的，老司机是因为出了车祸去改造的。我呢，也是背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去改造的。指挥连是个大连队，人多。指导员姓刘，天津人，文绉绉的。连长姓郑，因为胡子多，外号“郑大胡子”。他是辽宁海城人，人很直率。指导员的口碑不好。战士们说他是“自行车，白手套儿，亮皮鞋，流氓帽儿”，其实他人还不错的，就是因为爱摆架子而和群众关系不好。郑连长和大家关系好。电话班有1班、2班两个班。我被分到了2班。班长是个山西人，大个子，圆脸，红胖红胖的，没文化。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副班长叫周学普，和我是同乡，也没文化，一脸麻子，说话还结巴。其他几个兵有个叫上官铁链的，有个叫小苟的，还有个姓桑的老兵，十来个人，那两个犯错误的都在1班。我下到班里后，班长跟我谈了次话，他向我怎么成了反革命。我说搞社教时说了年饿死人的话，我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该饿死人，又得罪了处长，就成了反革命。他听了眉毛一扬说：“年就是饿死人了么，我们那里就死了不少人呐？”他又问怎么得罪了处长？我说因为给他提意见。他说那些人官当大了，耳朵坏了。最后说：“咱们电话兵又苦又累，你要有吃苦受累的准备。”我告诉他曾在2营部当过电话兵，还说这点苦累比起干农活来差的远哩。周学普因为是老乡，更没说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一怒之下同赵双启叫阵回到了团里，到团里又到了基层连队，这步棋走得太对了，如果我继续留在电影队，赵双启一句话就可以让我复员，那样我的命运就要另写了。回团后如果留在机关，也很难料结果，团为机关人员的头脑复杂，而基层连队的官兵大都没文化，朴实单纯，我就像一条鱼回到了水里。在这里，我的聪明才智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我的同乡王振起，在年8月就被赵双启处理复员了，而是由一个干部和两个战士押回村的，缘由说他得了精神病。在我离开*电影队回元氏炮团时，我曾动员他也回去，他摇了头。我走后，杨金生等人对他欺侮，他是内向性格的人，终于忍受不住而同他们吵了起来，并砸了东西，结果把他定期精神病而押送回了家。他本来没病，结果逼得他真的成了精神病。回家后他扛着成捆的柴火，把柴火点着在村里跑。现在的王振起王振起的母亲早就去世了，他父亲是个非常老实的农民，见儿子得了精神病，不知所措。于是，大队就派了马学敏到*里反映情况和了解原因，此是后话，先不提。话转回来。当时，我所在的指挥连担负着“支农”和种稻田的任务。此后，我就和大家一起训练、劳动，参加“支农”。在“支农”中我写稿子，为连队写总结报告，出黑板报，搞“红海洋”（即写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标语）、教唱歌等等，搞得红红火火。插稻秧时，我的插秧速度在全团第一，电话班也在我的推动下，成了先进班。当时，班长、副班长有什么事都同我商量。排、连干部也不拿我当外人。副指导员张福起负责连队的文化娱乐活动，他经常与我商量连队的文化工作。过了半年左右，我同郑连长说起转正的事。郑连长说：“你的档案还在*里，没有档案咱们支部没法办，你去把档案要来。”又说：“他们不给你转正，我们按期转，什么反革命？好同志么！”郑连长的话使我很受感动。后来我在团*治处当干事时，郑连长当了营长，我常到他的营里蹲点儿。我们谈起那段往事时，郑连长说：“那个处长脑袋有毛病。”郑营长在年转业到了太原。刘指导员也是赞成我按时转正的，他大概在年左右就调走了，此后我们再也没见过。就在郑连长要我去*里要档案之际，*里要召开全*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我被连里选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的主会场在石家庄市的八一礼堂。开大会时，我见到了赵处长。他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参加*里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来了，并告诉他我是团里推选的代表。他惊讶地说：“你还能成为学毛著积极分子？”我说：“不是我能不能成为学毛著积极分子，而是你的心里、眼里就没有学毛著积极分子的标准。”他不吭声了，我又说：“赵处长，把我的档案给我吧。我们连*支部、团*委都决定我按时转正。”赵处长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好好，你去找吴干事。”又说了一句：“学毛著积极分子么，应该按时转正。”我找到吴运培（听说他于9年去世了）干事，要来了档案，会后我把档案带回连，连队*支部按时为我转了正。这时，“文化大革命”正高得轰轰烈烈，“红海洋”大批判专栏到处都是，甚至连办公室里每个干部的办公桌边上都要画上“葵花向阳”、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图案，这样，我这能写美术字、又能画几笔画的人就大有用场了。当时团里搞了个“大批判专栏”，就把我抽去布展。于是，我又回到了*治处，又住到了礼堂里。从年1月到年6月，半年的时间我又浓墨重彩的在人生的旅途上写了一笔，应该说这是精彩的一笔。四我借调到团机关不几天，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了。团里要画一幅毛主席的巨幅像，以便搞隆重的大会时使用。当时，画像的人很少，在元氏县仅有县文化馆的老吴能画。他原来在石家庄市工作，是什么原因调到元氏的我记不清了，记忆中好像是有右倾言论，他妻儿子女都在市里，仅他一人在元氏县城。我在俱乐部当广播员时，曾画了一些画找他作过指点。这次把他请到团里画毛主席像，丁正国要我给他打下手。于是我跟着老吴一起做框子，一起绷白布，刷清漆。我看他怎么打草稿，怎么调油画色。这幅像老吴画了有半个多月，他画得仔细认真，我看得也仔细认真。当他画完后，我就让木工做了框，依样绷布、刷漆，当我把这幅毛主席画完后，大家看了都说我画得比老吴画的还好，连老吴也承认我画得不错。当时附近有空*的一个团，团里也有个画毛主席像的干部，他看了后也说我有美术功底。坦率讲，他画的毛主席像我还真没看上。其实我就是细心地看了老吴了一遍，这也可能是一种悟性，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儿，曾把家里的墙上都贴满我画的画儿，还自己刻制皮影人儿。年时社会比较开放时，我还刻灶王爷、门神爷、九佛头的木板，用锅底灰掺胶水印刷后卖钱。我自从画了第一幅毛主席画像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因找我画像不像求老吴要管吃管住，我当时除了给团里画外，各营各连，还有一些首长家属也都找我。甚至连位于石家庄市的高炮营、通讯营也找我。我曾在石家庄街心画了十几米高的毛主席画像。我也给*庄大队画了一幅，这幅画像直到年还在大队办公室挂着，后来不知被谁拿走了。我粗算了一下，我前前后后画的毛主席像有近百幅。我还组织全团家属绣了一幅6米多高、2米多宽的毛主席像，这幅绣像放在礼堂的一个木箱子里，部队于年调到内蒙古执行战备任务，又调到太原附近的阳曲县时，这件作品就不知落在了谁的手里了。这里一件文物珍品啊！我还用绿豆、*豆、小豆等粮食制作了一幅毛主席像，参加了北京*区后勤部的展览。这里有件事要提及，就在我日夜画毛主席像的时候，*庄大队派了马学敏来到炮团找我。马学敏是*庄大队的唯一高中毕业生。前边说过，他年回乡后组织我们成立业余文学小组，研究文学创作，所以他是我们的“孩子头儿”。他找我是为了了解王振起的情况。王振起回家精神病发作后，大队和公社都不答应了，认为一个很好的青年，一个共青团员，到了部队才两年多竟得了精神病，不可思议，就派马学敏到*里了解。马学敏到了*里后，文化处的人自然要按赵双启的“旨意”去说，掩盖事实真相，马学敏得不到真情，就到了炮团来找我。这时，我因自身的利益，也不敢深说此事，只说我离开了电影队，以后发生的事我不清楚。马学敏在俱乐部住了两个晚上就走了。他回去怎么向大队讲的，我不知道，总之此事没了下文——当时大队若把王振起送回部队，至少可以给他治病，但这个主意我当时没敢出——经过电影队的“磨难”的我，也吃堑长一智，知道要“消灭敌人”首先要“保护”自己了。大约是年春天，北京*区召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表彰大会。要求参加会议的各单位的代表必须抬着毛主席像进入大会会场。可能是通知不到位的缘故，我们炮团接到通知时仅剩了两天的时间了，*委齐东岳非常着急，他问我能否完成。我算了一下时间说：“只要木工制画框不误事，我一定完成。”当时，齐*委把木工也找来，下了“死”命令。这样木工连夜做成画框，我连夜绷布刷漆，因为画像必须要在画布上涂的漆干了才行。当漆干了的时候，只有一个夜晚的时间了，我一夜没睡，当第二天齐*委带着代表们出发时，毛主席画像完全画好。摆在了礼堂前，他见了非常高兴，说：“小刘立了功，这才像个*人呢。”齐*委原来对我也不了解，这次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开会回来后，对我说：“听说你的稿子写的也不错，跟我去蹲个点吧。”于是，我跟他到1营的1连蹲点。齐*委是我非常尊敬的*委，他是个工农干部，一身正气。他的双腿在战争年代落下风湿病，到每年的四五月还穿着棉裤。他到团里上任后到食堂吃饭，管理股股长张庆明见他身体不好给他炖了一只老母鸡。他很生气，把张庆明叫到食堂，很严肃地说：“你和大家讲讲，你为什么要给我炖鸡？”张庆明支支吾吾地说看*委身体不好。齐*委打断他的话：“身体不好的同志很多，你为什么不给他们炖鸡？”又说：“这只鸡钱扣我的工资，把鸡送给战士们吃！”吓得张庆明端着鸡走了。我们曾数过齐*委的床单上的补丁，一共17个。数床单上补丁的事我记得太清了，当时情景至今历在在目。后来我了解到，齐*委连续几年不领*装。大约在年底他调到了位于石家庄医院当*委，到任后他坚持不吃小灶，和医护人员一起吃大食堂。一时成为佳话。齐*委因为为人太正直了，得罪了人，没有使用起来，我为此感到痛心。话转回来。齐*委要我跟他去蹲点后，他有小车不坐，而是背着背包步行到1营1连。当时这个连队在河北省的赞皇县执行“支农”任务，我和齐*委走了整整一天才走到。他本来腿有病，走到最后几乎是咬牙坚持下来的，他的背包也由我接了过来。现在想，齐*委有车不坐的精神，正是共产*的可贵精神，是战胜一切敌人的伟大精神，可惜这精神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不要了毛泽东思想，不要了革命的优良传统，一切向西方“接轨”，这正是我们的敌人所期盼的，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的敌人不怕中国现代化，而怕“毛化”，怕老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齐*委这次带我蹲点是全*区统一部署的。*区要求抓出“怎样用毛泽东思想建设连队”的典型经验。当时，63**治部组织了三个联合工作组，分别到了、、师和师里的人员一起搞调查，抓典型，总结经验。当时，工作组抽调了*师的全部“笔杆子”参加，可谓力量强大。而像炮团这样的单位，*里就没当回事，只当任务随意的布置了一下。齐*委我们到1连以后，召开座谈会，找连队指战员进行座谈。当调查进行得差不多时，齐*委对我说：“这次咱们要写个大稿了，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连队的建设》。”我通过十几天对这个连队的调查，感到这个连队建设的最大的特点是依靠群众，促进*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他们依靠群众监督干部的权利，监督*员，尤其是在发展*员方面，多年来已形成了依靠群众发展*员这一良好制度。当齐*委向我我交代写作题目后，我说：“*委，您说的很好，不过，这题目太大了。”齐*委说：“你说怎么写？”我说：“这个连队建设最大的特别是依靠群众推动*支部的建设，在发展*员方面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我看就写这方面的经验吧。”齐*委说：“好，你就写吧。”于是，我写出了一篇经验材料。题目是《依靠群众发展*员，永远保持*组织的血液新鲜》，文章的核心是发展*员不求数量，求质量。*支部认为滥竽充数的*员不仅不能使*支部的战斗堡垒起到核心作用，相反起反作用。而要保持*员的质量，除了*支部的培养外，更要依靠群众把住质量关。我在经验材料中还写了群众语言：“发展的*员中不中，要看群众通不通，光看举手不顶用，要看群众的毕业证（这四句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齐*委看了我写的稿子后，首先问我：“你是河南人？”我说不是，他又说：“那你怎么写中不中的话，中不中是河南人爱说的。”我说：“咱们团里有不少河南人，跟他们学的。”这篇稿子写好后又交营连干部和战士们进行了讨论，大家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见，而后上送到*里，**治部主任田荫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田主任）看后作了批示，大意是这份材料写得很好，有骨头有肉，并当即指示上报*区。*区也很快转发了这份经验材料，而那个三个师的庞大工作组搞了个把月，什么都没搞出来。齐*委知道后说：“三个大工作组还不如我们团里小工作组哩！”自此之后，齐*委多次对人讲：“刘秉荣能干。”年底，团里要从战士中提拔一批干部，团*委拟提我。赵双启不知怎么知道了这消息，他打电话给团*治处，说我是“反革命分子”，不宜提干。既然*里有话，我提干部的事这次就浅搁了。齐*委指示*治处了解一下情况，*治处了解了情况后向他作了汇报。齐*委说：“在社会主义教育中讲了几句实话，这算什么反革命？年困难时期的情况中央都承认嘛！”年3月，团*委又从决定战士中选拔一批干部，这次名单中又有我。一天，我在宣传股写材料，突然听到隔壁的干部股干事刘昌在打电话。由于房间的隔断是木板隔成的，他打电话的声音我听得非常清楚，他说：“刘秉荣反革命分子的情况我们团*委作了调查，认为不存在，这是我们*委的决定。”说完他又对同屋人说：“这个赵双启，死死的咬住刘秉荣不放，没水平，不像个抗日老干部。”刘昌在电话里回拒赵双启的事，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而我是相当感激他的。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今年（年）春节我还与他通了电话。他是张家口人，年兵，同带我入伍的李生是老乡和同年兵。上世纪70年代刘昌转业回了张家口，但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我的提干命令终于下了，被任命为63*炮团司令部保密员，但仍然在宣传股工作。把一个“反革命分子”任命为保密员，也许是团*委有意这样定的（因为排职干部团*委有权力任命，所以赵双启也无可奈何了）？从年2月我入伍到年3月提干，4年多时间内，我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至今想起，还使我感慨万端。我提升干部的后，一次去*里办事，我见到了赵双启，他见到我时表现得很热情，说：“小刘哇，你提干部了，很好！”因为我听到了他打电话的事，所以同他说话很警惕，没正面回答，只是向他问好。他却主动说：“我误听了张祖流的话，上了当。”赵双启又向我问起团里指战员看电影的情况，我说团里因为没有放映组，部队看电影很困难，特别是外出执行任务时，因为没有放映组，几乎看不到电影。*里放映队也只到团的驻地，其他地方就不能去了。元氏县的放映队是为地方服务的，给部队放一些片子也是客气。赵双启听到想想说：“把*里的放映组给炮团一个怎么样？”我说：“那当然好啦。”赵双启还说办就办。没多久，陈好礼就带一个放映组到了炮团。这里我要交代几句。前边说了，在我走后不久，王振起被以精神病押送回家。杨金生因入不了*，主动提出到越南战场锻炼——年初*直高炮营入越参战需要一个放映组相随，杨金生就主动提出入越参战。他在越南战场上入了*，后来提为干部，任*放映队队长。在上世纪70年代末转业回到了北京。曹庚田在年被调到*的一个新组建的师，他也是憋了一肚子气走的。程铁林于年底复员走了。陈好礼调到炮团不久也提为干部，几年后转业回了河南。赵双启后来出任了63*后勤部*委。一次我在*文化处搞创作时到他家里看他，他向我表示了对我的处理的歉意，说：“小刘哇，我误听了张祖流的话。”他又问起了王振起的情况。我说：“王振起拿菜刀砍他妹妹，说他妹妹到*里说了他的坏话。”赵双启吃惊地问：“他妹妹来过*里？”我说：“大概在王振起复员之前，他给他妹妹写了封信，说他的压力很大，他妹妹就来石家庄了。在他妹妹回家后不久，王振起就复员了，这样他怀疑他妹妹在*里说了他的坏话。”赵双启说：“这情况我都不知道。”我说：“王振起的一生毁了，到现在也没对象，他是精神病，谁敢跟他结婚呀？”赵双启不说话了，可能他感到内疚吧，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就这样毁在了他的手里，而他又给我制造了怎样的障碍他是完全清楚的。曹庚田、程铁林、杨金生又对他是什么样的看法？那个在他面前拨弄是非的萧振庭也对他一肚子意见。萧振庭后来在内蒙古的一个部队提干的，后来又调到了解放*西安*治学院工作。0年他来北京时，我请他吃的饭。我们谈起往事，都有一个共感，老婆可以自己选，而领导不能选，一个人一生中遇到一个好的领导是多么重要啊，好领导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大约是年，我到石家庄办事时，又去干休所看了看赵双启，他此时已离休，正在院子里种菜。他听说我已经出了5本书后“啊”了一声，这一声“啊”是他没想到还是暗含其他意思？我不得而知，稍停他说：“小刘哇，你太自信了。”又说：“我误听了张祖流的话。”（这话我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这样说），这次他又问起了王振起的情况。我告诉他，王振起很聪明，会修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等电器，方圆几十里村庄内的各种电器坏了都找他修。他又问起王振起的婚姻，我告诉他王振起还是一人过日子。当年文学创作笔记本赵双启不说话了。之后，我们又很亲热地拉起了家常，我告诉他我调到了武警总部。他说他的儿子赵建*也差一点去了武警部队，现在石家庄*分区工作。我要他多保重。我走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似有许多话要说。后来我再没见过赵双启，再后来我听说他因练气功走火入魔而去世了。当年电影组的几个人，杨金生我俩至今还经常保持着联系，曹庚田转业回到他的家乡赵县，程铁林在年时见过一面，以后就失去了联系，连杨金生也找不到他了，陈好礼转业到了河南老家。杨金生我们每提起旧话，还彼此感慨。我说，我感谢赵双启，是他让我回到炮团，我也庆幸自己同赵双启大吵了一架，一怒之下回到了炮团，假如我是只“绵羊”，在赵双启面前低三下四，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也许这就是命运？年9月本文作者简介：刘秉荣，年生，年应征入伍，天津宝坻县人。曾于陆*63*，北京*区宣传部、武警部队宣传部任记者、编辑、主编、文艺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作家，*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刘秉荣从年起参加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工作至今，研究红*史、八路*、新四*史、民国史三十多年，先后出版的著作有《菜刀记》、《反南昌》、《沧海横流》《中国工农红*全传》(全8册)、《八路*新四*全传》、《中央红*长征纪实》》《建国后的贺龙》、《血龙》、《红一方面*纪实》《红二方面*纪实》、《红四方面*纪实》、《红海忠*》、《*飘重霄九》、《西路**》、《中共领袖蒙难记》、《福将贺龙之谜》、《贺龙演义》、《贺龙元帅》、《辛亥革命秘史》、《北伐秘史》、《杨三姐告状》、《清末绿林纪实》、《*阀与迷信》、《贩*枭雄》、《硝烟谍影》、《刘家友传》、《洪湖血浪》、《喋血洪湖》、《神龙元帅》、、《第九次较量》、《红四方面*纪实》、《贺龙大传》、《贺龙全传》、《彭德怀传奇》、《朱声达将*传》、《唐子安将*传》、《走近齐锐新》、《新*阀大战》、《新编拍案惊奇》、《清末绿林纪实》、《天变》、《中原大战》、《护国大战》、《北伐青史》、《国民*府秘史》、《东方武警》、《善书》、《刘家友传》、《尘烟滚滚唱英雄》、《屹立》、《英雄赞歌》等69部，还于各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余篇，总字达余万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法制日报社》特约记者。《贺龙元帅》获全*第五届图书奖，《贺龙全传》获全国广播长书金奖。图片：作者提供编辑：李国华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