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锦纪事
——离开北大后的最初八年
于清河
盘锦——一个我在大学毕业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名字！
盘锦——盘中之锦，单从字面上来看，又是一个多么响亮而又诱人的名字！
人们在交谈时，往往只说“盘锦”，而省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垦区。年初，它的全称应是盘锦垦区，它的行*机构是盘锦农垦局。原来直属国家农垦部，后来才划归辽宁省。（盘锦垦区年7月改为盘锦地区，年6月设立盘锦市。）
盘锦，还有一个名字——南大荒！与黑龙江省的北大荒相对应，因它地处辽宁省的西南部，所以被人们称之为东北的南大荒。从这一名字来看，人们很快就会想到，这是一块正在开垦的处女地！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和我的爱人、大学同班同学房玉珍，就在这里度过了八年多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一、我们来到了“南大荒”
年3月17日傍晚，我们被*宣队送上了从北京开往沈阳的列车。北大分配到辽宁的几百名同学也全都在这一列火车上。其中分配到盘锦的有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经济系和国际*治系5个系的共35名同学，国际*治系只有我和我的女友房玉珍两人。车行到半路，晚上8点，列车上的播音喇叭开始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首先播出的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为纪念巴黎公社周年写作的社论，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明天是3月18日，是巴黎公社周年纪念日。因此，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个日子：年3月17日！这一天，我们告别未名湖，告别学习生活了五年半的北大！
车行到半夜，迷迷糊糊中，听到有同学喊：“沟帮子车站到了，分到盘锦的同学请在此下车！”那时，我是第一次到东北，对京沈线上的车站站名几乎是一无所知，把“沟帮子”听成了“帮沟子”，不但我这样，还有一位同学也和我一样，他甚至还大声喊：“帮沟子到了，下车！”引得同学一阵哄堂大笑。
下车后，深更半夜，四周漆黑一片，我又刚从半睡中醒来，迷迷糊糊，向哪去？怎么走？全然不知。幸亏中文系的李下同学因他的老家就在距此不远的大石桥，对这一带情况很熟悉，他本人又是一个热心人，就自觉充当了大家的向导（李下同学后来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编辑部文教部主任。通过他的帮助，我们请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治秘书李锐同志为我和房玉珍合写的一本书作了序）。黑暗中他喊道：“跟我走，别掉队！”于是我们就紧紧跟着他，七拐八拐，摸黑来到了一家澡堂，就这样，我们在澡堂里住了一夜，确切地说，应该是大半夜。第二天我们又乘上从锦州开往大连的火车，这条铁路线刚刚通车不久，途径盘锦。大约中午左右，我们即到达了盘锦垦区革委会所在地盘山镇。
当时盘锦垦区共辖两区一县——盘山区、大洼区和台安县（不久盘山区和大洼区也撤区设县）。盘山镇是一座不大的小城，坐落于辽河岸边。一条南北大道直通辽河大桥，大道两边全是低矮的平房，只有盘锦垦区革委会和垦区第一招待所两栋三层高的小楼鹤立鸡群一般分列于大道两旁。大道并不长，晚上我和房玉珍乘着月光在大道上散步，大约十几分钟即可走个来回。对于这座小镇，当地群众曾有顺口溜给予很形象的描绘：“一条大道两栋楼，一个警察把两头，既没有公园也没有猴，从城南头摔一跤，爬起来就到了城北头。”
与我们北大同学同时到达的，还有清华大学工程数学力学系的37名同学。就这样，北大、清华共72名同学毕业分配来到了东北的南大荒——盘锦。
二、“稻田、苇田、油田、气田”，“还有盛田！”
到达盘山后的第二天，垦区领导在革委会大楼前召集我们开会。出面给我们讲话的是垦区革委会*工组组长王ХХ（至今我还能记住他的姓名）。他是一位*代表，据说是部队的一位团*委。王*委极富宣传鼓动能力，他有一张生动的脸，讲起话来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且十分幽默风趣。四十多年以后，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他讲话的样子。王*委给我们介绍了盘锦的情况，他把盘锦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概括为有“四田”、“四大”。“四田”为：稻田、苇田、油田、气田。
稻田——盘锦垦区为退海平原，地面覆盖着厚厚的淤积物，富含水稻生长的天然肥料，土质十分肥沃，非常适于种植水稻。全垦区有十几个国营农场，全部都种植水稻，水稻种植面积有十多万公顷，占垦区耕地面积的85%以上。盘锦大米闻名于国内外，其外形米粒整齐、玲珑剔透，做成的米饭黏软细腻、清香扑鼻。王*委的这一介绍并没有说假话，我们来的这几天顿顿吃的都是大米饭，比在北大吃的大米饭好吃多了。此后我们在盘锦待的八年多，天天吃的也都是大米饭，想吃点粗粮都很难买到。从这点看，我们比那些分配到天天吃粗粮地区的同学要幸运多了，以至于中文系分配到辽北地区的一位同学，费尽周折从辽北转到了盘锦，其主要原因就是在辽北天天吃粗粮，而来盘锦能天天吃大米饭。
苇田——盘锦有全世界最大的苇田，其面积和产量都居世界之最。这一点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盘锦共有四个苇场（行*级别相当于国营农场）：辽滨苇场、赵圈河苇场、羊圈子苇场和东郭苇场，此外新生农场还有一个苇田大队。从大辽河口至大凌河口，百余万亩的芦苇荡，烟波浩渺，十分壮观！王*委说，盘锦一年产的芦苇，用它造成纸，再用这些纸印刷《毛主席语录》，全世界每人可分到一本！
油田——王*委介绍说，盘锦地下还是一个大油田。这话不假，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明——中国第三大油田辽河油田即坐落于此！这一点我们不仅看到，后来也感受到了。在盘锦，到处都可以看到高高的井架，隔不多远就有一部磕头机在昼夜不停地采油，每个油井旁边都有一大堆黑乎乎油汪汪的油泥，那是打井时从地下打出来的带油的泥。自从油田开发以后，盘锦的老百姓便不再烧柴禾，用水桶挑两桶油泥回家，挖两勺放在灶坑里便可以做一顿饭。只是他们在挑油泥时油桶上的油泥会粘在田间路旁的稻叶上，人们在走路时，一不小心便会弄得满裤子油泥，洗起来很是麻烦。这一点，相信每一个在盘锦工作过的人都会有同感。
气田——有石油就会有天然气，这一点在辽河油田也不例外。盘锦地下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还有丰富的天然气，是一个大气田！我们所看到的，在盘锦隔不多远就有一个燃烧的大火把，那是从地下喷出来的天然气燃烧形成的大火把。大概打井时天然气喷发出来，一时难于收集，又不能让它扩散到空气中，只好把它烧掉。只是白白地浪费了大量天然气，十分可惜！离垦区革委会不远的兴隆台，那时还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离村不远处就有一个大火把，白天黑夜一直燃烧，火焰呼啸，十分烤人。记忆中，这个大火把一直燃烧了好几年！
王*委在给我们介绍盘锦的情况时，当然首先要给我们介绍盘锦垦区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情况。他介绍的第一个领导人就是刘盛田。刘盛田曾任盘锦垦区革委会主任，当时已是辽宁省委副书记，是“四人帮”横行时位列陈锡联、毛远新之后主*辽宁的第三把手。此人当时正红得发紫，我们在北京时即已闻其大名。在此情况下，王*委自然也对他说了不少吹捧的话，而且开口闭口都称“盛田主任”。在当时形势下，王*委这样说，也可以理解。但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却不买账，当王*委扳着手指头说盘锦有稻田、苇田、油田、气田时，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大声说：“还有盛田！”“还有盛田！”然后是一阵哄堂大笑，弄得王*委十分尴尬。
王*委在历数了盘锦的“四田”之后，话锋一转，说，盘锦这么好，是不是好得连虱子都是双眼皮呢？不是！接着他又数起了盘锦的缺点，即“四大”：风大、厕所大、水泡子大、蚊子大。
风大——王*委说，盘锦的风很大，但刮的次数不多，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六个月。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后来我们了解到，原来盘锦全部为退海平原，地面海拔平均高度只有4米左右，最高处为18·2米，最低处只有0·3米。境内有20多条河流，却没有一座山。这样，风一刮起来，毫无阻挡，越刮越大，刮七、八级大风是常有的事。年7月15日，一场大风把公路两旁的电线杆刮倒了不少，连停在大洼机场的一架撒药的农用飞机都刮翻了。盘锦的风虽大，但它有一个特点——没有沙尘。因为盘锦几乎全部为水田，到处都有水，湿地面积占全垦区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风再大，也刮不起沙尘来，更不可能形成沙尘暴。这也算是缺点中的一个优点吧！
厕所大——所谓厕所大，是说盘锦没有厕所，人们到处都可以大小便。实际这话说得不准确，在盘锦农村，家家户户还都是有厕所的，只是到田野里劳动时，大小便才随地解决，使用田野这一大厕所了。这一现象，在全中国所有的农村都是如此。所以我认为，把这一点概括为盘锦的特点，并不恰当。
水泡子大——盘锦没有水井。你到村子里去找水井是找不到的，其原因是这里是盐碱地带，地下水又咸又苦，根本不能喝，人们吃水只好从水泡子里取水。每个村村旁都会有一个或几个大水泡子，每年四、五月，为了给稻田灌水，渠道上游的水库便会开闸放水，人们便趁机把水泡子灌满，这便是全村人一年的用水。试想水在大水泡子里储存一年，鸡、鸭、猪、狗都来光顾，这水还能喝吗？但是没有办法，当时人们只能喝水泡子里的水。尽管人们想尽各种办法来净化水，但却收效甚微。我们便是闭着眼睛喝了四年多水泡子水，直到后来搬到大洼县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蚊子大——盘锦的蚊子大倒是属实，不但个儿大，而且还特别多。试想盘锦到处都是水洼、水坑，到了夏天，蚊子还能少吗？我们在盘锦八年，没少受蚊子叮咬之苦。
听了王*委关于盘锦“四田”、“四大”近乎全面的介绍，加上我们来时沿途看到的情况，我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南大荒并不荒！这是一块正在开发的热土，是一块风水宝地，不枉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盘锦！
三、“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从繁华的京城发配来到这偏僻的小镇，尽管大家对自己具体工作的去向已经有所准备，但分配方案一公布，还是出乎大家的预料，立刻便炸开了锅。方案决定：所有同学全部都分配到各农场和公社（当时盘锦垦区并不全部都是国营农场，还有少数几个公社）去做中学教师。在学校分配时，*宣队告诉我们，到盘锦去的同学先到国营农场劳动锻炼，一年以后再分配。大家没有想到到这里后便立即分配去做中学教师，心理上一下子接受不了，便情绪激动、慷慨激昂地和一位具体做我们分配工作的老杨同志辩论起来。大家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我们是北大、清华的学生，我们所学的专业和培养目标不是教中学的；二是在校分配时学校告诉我们，先到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后再重新分配。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宁可先到农场劳动锻炼，也不去做中学教师！这位老杨同志也是走“五七”道路从沈阳来的一位辽宁省的干部，当时四十多岁接近五十岁的样子，长相忠厚，不善言辞。退一步说，即便他能言善辩，又哪是一群北大、清华学生的对手？老杨同志见说服不了大家，脸憋得通红，最后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告诉你们，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这话既是对大家的说服、劝服甚至压服，大概也是老杨同志人生经验的总结。只是我们这群青年学生当时并没有理解他的好意，当即便送他一个外号：杨大腿！不知是哪个系的一位女同学甚至悻悻地说：“牛什么！我在北京大街上闭上眼睛走路，撞上一个也比你的官大！”
事后同学们议论，我们真是冤枉了这位老杨同志了。因为从后来了解到的情况看，当时分到辽宁各地的多位北大同学，无一例外的全部都分配到最基层的乡村中学做了教师。由此可见，这一决定也不是盘锦垦区革委会的决定，而是当时毛远新主*的辽宁省委的决定，而老杨同志只不过是在具体执行这一决定罢了。
“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老杨同志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你们不是要劳动锻炼吗？会后第二天，我们全体同学便被送去劳动锻炼。先去了“五七镇”（即田庄台镇），后又去了平安农场。劳动锻炼期间，我们每天拿着铁锹在稻田里俢渠挖沟、平整土地。三月的盘锦，冷风嗖嗖，水田里还结着冰渣。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疼，加之伙食又不好，不几天，有的同学就挺不住了。我们北大的35名同学，来自5个系，在校时互不认识，因此，没有人能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系的一位同学首先表态，同意去中学去当教师。堤坝一经决口，立即全线崩溃，北大的同学纷纷表态：服从分配。就这样，在劳动锻炼了两个星期之后，北大的35名同学便全部都被分配到各农场、公社中学，去做了一名乡村中学教师。
清华的37名同学在校时虽是两个年级，但却同属一个系，基本上是“整体搬迁”，因此意见一致，坚持继续劳动锻炼，寄希望于一年以后的再分配。一个系的同学一起劳动，说说笑笑，苦中求乐，倒也能撑得下去。他们当然也不甘心就这么苦撑下去，于是就派出几名同学去北京回母校反映情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上访”。据说母校系里的领导和老师们听了他们反映的情况后深表同情，但又无能为力，于是系领导又把情况反映到学校。当时清华大学的*委书记正是“四人帮”的爪牙迟群，迟群听后说：“这里面有阶级斗争，要狠抓阶级斗争！”听到这一情况后，“上访”的几位同学再也没敢露面，又悄悄地返回了盘锦。
见清华一个系的同学在一起抱成一团，不好对付，盘锦垦区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又想出了一个绝招：分而治之。他们把清华大学这个系的同学拆开，分散分配到各个农场进行劳动锻炼，一个农场去二、三个人，有的甚至去一个人。这样一来，清华大学的同学也挺不住了，在他们劳动锻炼了六个月之后，也一个个乖乖地被分配到了各农场、公社中学。
“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这应该是我们这群北大、清华的青年学生走上社会后所上的第一课！
四、“老师来啦！老师来啦！”
我和房玉珍被分配到新立农场高中做教师。当地有一句话：“三新一坝，新立最差”。三新是指新建农场、新开农场、新立农场，一坝是指坝墙子农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四个农场是当时全垦区最落后、条件最差的农场，而新立农场又是这四个农场中最落后、条件最差的农场。这样一个全垦区最落后、条件最差的农场所办的高中，其办学条件之差、之落后便可想而知了。尽管我对这所学校的落后情况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几天后当我来到这所学校时其实际情况仍然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这所名为“新立农场高中”的所谓高级中学，竟然只有一排共5间房子、5名教师、50多名学生！这3个“5”，就是新立高中的全部！这样的高中，估计全国少有，大概只有在被称之为“南大荒”的盘锦垦区才能见到！所幸的是，虽然这里的条件极差，但这里的人却极好！我们的同事和领导，都为人正派、性格耿直、待人诚恳、热心助人，相处关系极为融洽。因此工作起来很是顺心。这大概也是上帝搞的一种所谓平衡吧！
我们忘了其他同学是怎么到各个农场中学去报到的，只记得同学们都走光了，只剩下我和房玉珍仍住在垦区招待所。从盘山镇到新立农场场部大约有四、五十里路程，我们自己无法去，领导让我们在招待所等着，等新立农场派车来接我们。
等了大约三、四天，新立农场接我们的车来了。这是一辆到盘山来拉煤的大卡车，让我们顺便搭车去新立。新立高中派学校的总务兼会计张振中老师专程跟车来接我们。张老师性格活泼、说话幽默、待人诚恳，这在当时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我们一些宽慰。
盘锦的四月，正处于“返浆期”，道路十分难走。原来盘锦属于湿地，每年11月份封冻，次年3月上旬开始解冻，到四月上旬才完全化通。在封冻期，道路冻得邦邦硬，汽车在上面很好行驶。而在解冻期，地下水汽上升，道路变得软绵绵的，当地人称之为“返浆”，汽车行驶便十分困难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盘锦还没有水泥公路，仅有的从盘山到营口的一条主干公路，也只是一条沙土公路，因其路基较高，汽车行驶起来能相对较好一些。而盘山通往各农场之间的路，那时还不能称其为公路，只能算是“大路”而已，即比田间小道要宽一些，其宽度可行驶马车和汽车，但其路面却和田间小道差不多一样高。这样的路，若处于“返浆期”，汽车行驶在上面左扎一头，右扎一头，前倾一下，后抬一下，东倒一下，西歪一下，摇摇晃晃，颤颤悠悠，简直就像一个醉汉一样。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路况下，我们乘上大卡车出发了。我们在屁股下面垫上几片稻草帘子，坐在煤堆上。开始一小段路，我的心情还很好，还能坐在车上观赏一下沿途的风光，但是走不多远，情况就变了。原来我有晕车的毛病，正常情况下，我只要乘坐长途汽车，便会晕车、呕吐，更不用说遇到上述恶劣的路况了。车行不远，我便感到天旋地转，恶心、呕吐起来。随着车子一颠一簸，一摇一晃，我的肠胃如翻江倒海一般翻腾起来，车子向左一晃，我“哇”地一声向左边煤堆上吐一口，车子向右一晃，我又“哇”的一声向右边煤堆上吐一口。房玉珍见状，连忙给我捶背，尽管把她累得够呛，但我的恶心、呕吐状况却一点儿也没有好转，肠胃里的东西全部都吐光了，最后吐出来的只是一点点酸水。司机见状，几次停车让我休息一下、恢复一下。但恢复过后，车子一开，我又呕吐起来，最后吐得整个人身体都软了。就这样，一路天旋地转、恶心呕吐、迷迷瞪瞪、晕晕乎乎，最后总算到达了新立农场场部。
当车子开到距场部大约二、三里路时，迷迷糊糊中，突然听到有人喊：“老师来啦！老师来啦！”我睁眼一看，只见十五、六个男女学生，年龄都在十七、八岁，紧紧地跟在汽车后面，像一群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一样，一边跑一边喊。原来他们都是新立农场高中的学生，早就开学了，许多门课程却无人给上。听说我们要来，便早早地迎出了二、三里路，在路旁等候。车子一到，他们便立刻围上来，紧紧地跟在车子后面，一边跑，一边喊：“老师来啦！老师来啦！”说来也奇怪，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我的恶心、呕吐状况竟奇迹般地好了许多，精神也立刻振奋起来，我与房玉珍坐在车上不断地向他们招手，不停地向他们致意。结果是，学生们叫得更响、跑得更欢了。见此情况，我们只好让司机停车，下车与他们一一握手，见了一面，他们才不再跟着车跑了。
一群十七、八岁的男女学生，一边跑一边喊：“老师来啦！老师来啦！”足足跑了有一里多路。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感动的场景啊！这场景深刻地反映了农村青年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也生动地放映了这群农村青年学生对他们未来的老师——我们这两位北大毕业生的热切期盼和热烈欢迎！这一场景深深地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令我们终生难忘，激励着我们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默默耕耘。
五、当了三年中学校长告了三年状
我们到新立高中工作后，我教语文、*治，房玉珍教*治、外语。工作仅三个月，我便被任命为“新立农场高中革委会副主任”（即副校长）。这么快就“提拔”我当了副校长，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分析原因大概有三：一是我的前任学历太低、水平太差了。他原是下面一所中心小学的校长，农场*委又把他调回原单位去了。二是“北大毕业生”这块牌子太响了，在新立农场选拔中学领导，我自然会成为首选。三是我本人这三个月的工作也还算努力，同事关系处得也很好，受到师生的欢迎和支持。此外我想，这大概还与新立农场*委书记李世善对我的了解和“赏识”也有一定关系吧。我和房玉珍刚到新立农场时，开始三、四个月住在新立农场招待所，与我们同时住在招待所的还有农场*委书记李世善，我们三人成为招待所的常住“客人”。李世善是一位很精明的老干部，外号人称“李老*”，他原是辽宁省的一位厅级干部，走“五七”道路下来当了一名科级的农场干部，从正厅级贬为正科级，这也是“文革”时期常见的社会现象。“四人帮”被粉碎后，李世善又调回省里并被派到丹东市任市委书记。那段时间，他整天穿着一双高筒大胶皮靴子，深入田间地头，检查指导生产。闲暇时候，我们常坐在一起闲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烟抽得特别凶，他说他一天能抽两包大前门烟，四十多年已抽掉多辆飞鸽牌自行车。
与我同时获得任命的是贫农代表、新立高中*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邢振发同志（在当时，全国文教战线各单位基本都是由*宣队、工宣队出任一把手，农村中学则由贫下中农代表出任一把手）。邢振发同志当时已五十多岁，从年龄来说，属我的长辈，因此我像尊重长辈一样尊重他。他原是农场的一位大队*支部书记，是一位很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却为人正派、工作认真、十分关心同志。他从不以“贫农代表”自居，对我和老师们都十分尊重。他在师生面前常说的一句话是：“咱们于主任是北大的高材生，听他的，没有错！”在他的关心帮助下，我很快便入了*，并随即当上了中学的*支部副书记。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帮助老师们解决生活困难方面，学校的教学及其它一切工作都放手让我去干。这样，我这个副校长在实际上便扮演了一个正校长的角色。
上任以后，我首先抓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发动师生齐心合力盖起了五间青砖房，以做教室之用。另一件事，就是到处搜罗教师，用正规的话说就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支只有5人的教师队伍，怎么能办好一所高中？因此摆在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师资队伍。在农场文教助理梁树肪同志的支持下，我首先跑到清华大学同学劳动锻炼的驻地，动员说服了我的山东老乡、清华大学数力系的王法高同志来新立农场高中工作，接着又从在新立农场走“五七”道路的辽宁省下放干部中动员了两名山东农学院毕业的技术干部来学校任教，最后又从沈阳来的下乡知识青年老高三学生中选拔了几名学习成绩优秀的来校任教。这样，到当年底，学校的教师队伍便迅速扩大到15人。这15人中，竟有大学本科毕业生9人（其中北大2人，清华1人，辽宁大学1人，辽宁师范学院2人，沈阳体育学院1人，山东农学院2人）。这样一支高学历比例、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即便在我的家乡、教育发达的山东胶东地区的县级中学也很难办到。我们这15名教师，承担高中四个班（年下半年又招生2个班）多名学生的教学任务，自然不在话下。正如有的同学所说，我们这批大学生的不幸，却是这些农村孩子的大幸！可以说这些农村孩子从我们这里获益匪浅、受益终生！有了像样的师资队伍，学校的教学及各项工作立即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红红火火。学校的工作搞好了，立即引起附近各小学初中班学生及其家长的注意，他们都强烈要求把各校的初中班也并入高中。在此情况下，年农场*委做出决定，将紧邻高中的中心小学校舍划归高中，中心小学的小学部另迁他址，将全农场各学校的初中班统一合并到高中。这样，学校便迅速扩大成为有二十多间教室、高初中十几个班级、多名学生、40多教师的完全中学。我这个中学副校长也能算是名符其实的副校长了。
从年到年，应该是新立农场中学最辉煌的历史时期。这是当时一些乡村中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年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大学毕业生的纷纷调离、“五七”战士的“回归”和知识青年的全部回城（此前，我和房玉珍已于年初调离新立中学，我到大洼县委宣传部工作，她先到大洼县委*校任教、后又到县总工会工作）。新立农场中学的师资队伍从质量上来讲便一下子跨了下来，从此便辉煌不再。
本节文章的小标题是“当了三年中学校长告了三年状”，这话绝非故弄玄虚、危言耸听，而是切切实实发生的事。那么，告谁的状？向谁告状？回答是：向大洼县教育组（即教育局）告新立农场领导的状。状告新立农场领导经常让新立中学停课，让学生参加插秧、挠秧等田间劳动。在我任职新立中学副校长的三年多时间内，几乎每年都要为此事与新立农场主管生产的高副主任（副场长）争吵几次，争吵没有效果，我就打电话给大洼县教育组，有时急了我还亲自骑自行车跑四、五十里路到大洼县城直接去找教育组组长告状。当时的县教育组组长宋尧同志，是辽宁省下来走“五七”道路的一位老干部，五十多岁，慈眉善目，说话慢声慢语。每次我向他告状，他总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先是表示一下他对这种做法的不满，接着又对我安抚一番，最后和一通稀泥不了了之。当然，我的告状也并非一点作用没有，加之全县各农场中学的领导也都向他反映过这类问题，为此，县教育组发了一个文件，强调“学生以学为主”，要求各农场尽量减少学生的停课劳动时间。但是此文件发到各农场，实际变成一纸空文。
原来，盘锦当时属于地广人稀的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很大，农村劳动力相对严重不足，加之当时农业机械化程度很差，很多农活都靠沈阳、鞍山来的下乡知识青年去干。但是有些农活，例如插秧，不但是一个体力活，而且还是一个技术活，知识青年干起来速度既慢且质量也差。而当地的孩子，特别是十五、六岁正在读初中的孩子，几乎人人都是插秧能手，插起秧来速度既快且好。每年五月中下旬，正是插秧的*金季节，上级*委都会提出一个“大战红五月，不插六月秧”的口号，但是仅靠农工（当地农场的农民被称为农工）和知识青年却很难按时完成任务，眼看插秧的*金季节快要过去了，却还有大片大片的水田没有插上秧，农场领导心急如焚，自然便会想到中学学生这支生力*。七百多人的学生队伍，拉出去一天便可插秧几百亩，也确实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主管生产的高副主任便会经常光顾中学（加之当时辽宁又出了一位“白卷英雄”张铁生先生，高副主任似乎更有理由了）今天找我要学生停课去支援这个大队，明天找我要学生停课去支援那个大队，后天又找我要学生停课去支援另外一个大队。一次、两次行，三次、四次也行，五次、六次也还行，但七次、八次、九次、十次，学生们就有意见了，老师们也有意见了。于是，我跟农场领导顶撞、争吵的事便发生了，向上级领导告状的事也就发生了。那时我正值年青气盛，处事还有些孟浪，还不能真正体会农场领导那种“抢农时”心急如焚的心情。直到后来我去前进农场毛家大队当*总支书记亲身体会了之后，我才真正理解、谅解了他们。好在我们都是为公，吵归吵，闹归闹，私人关系相处还是很好。
每次停课劳动，事前我都要对学生进行动员。每次都讲相同的话，连我自己都烦了。好在到哪个大队劳动，哪个大队都要管饭，而且饭菜很好，还能稍稍平息一下学生们的怨气。每次劳动时我和老师们都要带队参加，脚上穿一双高可及膝的黑色胶皮靴子，站在水田里，一脚下去，烂泥没过小腿肚，拔出来很是费力，而且还要不停的弯腰插秧，好在老师们不用像学生那样承担一定的劳动任务，只是跟学生们一起进行一下管理和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即便是这样，在水田里劳动一天，也会累得腰酸背疼，吃不下饭。总之，那几年，水田的活我和老师们没少干。甚至我和房玉珍结婚当天，我俩还带领学生在稻田里挠秧，一直干到下午6点多才回到学校，晚上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六、新立中学扬名全县
当时，新立中学的文体活动十分贫乏。试想，一个偏远落后地区刚成立的农村中学，一无人教，二无器材，文体活动怎么开展？学校里除了上下课的铃声和课间学生们的打闹声，便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而文体活动，又是青少年十分喜爱的活动，这方面的活动开展好了，对于促进青年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脑筋。
还好，体育活动在沈阳体育学院毕业的穆道有老师的努力工作下，很快便开展起来。他请当地木匠、铁匠做了简易单、双杠，又通过关系把新立造纸厂一副半旧的篮球架子要了过来，请木匠换上新的篮板，把篮球架子往学校院子的空地上一放，一个篮球场便出现了。有了篮球场，穆老师便组建了学校的篮球队（由于有了这个初步培养，新立中学篮球队的一名学生服兵役后，还被选拔为某大*区的篮球队员）。穆老师在教学生打篮球的同时，当然也忘不了他的最爱——他曾是辽宁青年足球队的主力队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和辽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李成冬老师一起带领学生踢足球（穆、李二位老师均为大连人，都喜好足球。后来二人都调回大连，穆道有老师任大连市体委群体处处长，李成冬老师任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委）。
学校的体育活动开展起来了，但文娱活动却还是一个空白。我知道，房玉珍在北京怀柔红螺寺中学读书时，腰鼓打得很好，能打出很多花样来。在北大读书时，她还曾教日本留学生冈崎初枝打过腰鼓。同时我了解到，附近一中心小学的蔡子刚老师是沈阳下乡的老知青，他可以教学生铜鼓洋号，我又做工作把他调进了新立中学。教师有了，剩下的工作就是筹措经费、购买乐器了。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把成立铜鼓乐队和腰鼓队的想法向农场领导汇报以后，农场领导很是支持。在当时，购买武装一支九十余人的铜鼓乐队和腰鼓队所需乐器的经费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对于在全地区最落后的新立农场来说不能说没有困难，但农场财务科长很痛快地就批了。这一点，往大里说是农场领导对教育的重视，往小里说则是对我们的信任，是对我们前段工作的认可，农场领导相信这笔钱不会白花。
有了经费，去哪里买？在当时，这些乐器在盘锦是买不到的，去沈阳能不能买到也不好说。于是我和清华毕业的王法高老师便借此机会来了一次故地重游，我们带上支票直奔北京，不过我们二人都没有回自己的母校，而是直奔王府井大街东风市场。在那里我们很顺利地购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铜鼓、洋号、大锣、大镲、腰鼓等，并办好托运手续，请东风市场代我们将这些东西托运回盘锦。这次出差，还留下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回忆。办完事情后，王法高老师提议说，在北京读书五、六年，从来没吃过烤鸭，咱们去吃一次烤鸭怎么样？我举双手赞成。于是我们来到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支出了我们有生以来在吃饭方面最大的一笔“巨款”——二人共花5元钱买了半只烤鸭。这次烤鸭，吃得那个香啊，至今回味无穷！这原因一是全聚德的烤鸭做得确实好，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这几年在盘锦的生活太清苦了。后来我到大连工作，又吃过无数次烤鸭，却再也吃不出那个味来！
乐器运回学校，二位老师便立即忙碌起来。蔡子刚老师组建了一支40多人的铜鼓乐队，房玉珍老师组建了一支50多人的腰鼓队。二位老师教得很卖力，学生们学得也很认真。每天下午一到课外活动时间，新立中学便立刻热闹起来。试想，一所七百多学生的学校，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学生都在练习鼓乐，该会有多么热闹!经过半年多刻苦训练，铜鼓乐队和腰鼓队都基本训练成功了，农场遇有重要大型活动，便可以拉出去表演了。
年8月10日，大洼县召开全民运动会，县体委领导要求我们的铜鼓乐队和腰鼓队到大会表演。当时不但各农场中学没有这样的铜鼓乐队和腰鼓队，即便是县城中学也没有，我们是全县仅有的一支表演队伍。历来都走在最后的新立农场代表队，因为有了铜鼓乐队和腰鼓队，破天荒的第一次最先入场，走在了最前面。当我们的队伍走过主席台时，铜鼓咚咚，*号嘹亮，腰鼓队打出各种花样，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一次不但学生们很兴奋、很自豪，农场领导也很高兴、很满意。我们的表演，确实给这届运动会增色不少。不少学校领导都跑来找我取经，问我们是怎么搞的，教练是谁。新立中学一下子便扬名全县。
七、早期的“大学生村官”
年9月，我调大洼县委宣传部工作，任理论干事。我先到辽宁大学参加了辽宁省举办的马列著作读书班，主要是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辽大学习了四个月后，于年初正式到宣传部上班。年、年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了两年，其间经历了年2月4日海城7·3级大地震，因大洼县紧靠海城，波及严重，房屋倒塌无数，且有人员死伤。我亲眼看到了地震给人民群众造成的巨大灾难，并亲身参加了抗灾救灾工作。
年2月，春节刚过，县委书记张恩普找我谈话，告诉我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让我到前进农场毛家大队任*总支书记。这是县委为贯彻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该次会议精神之一，是要求各县级组织选派青年干部到基层任职锻炼），决定从县直机关选派青年干部到基层培养锻炼。这次县委一共选派了两人，我是北大毕业生，另一位是前任县委书记的儿子，去的又是大洼县仅有的两个辽宁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因此，一时间我们二人便成为大洼县机关干部议论和